石头我爱你

三、书画鉴定学识
与书画鉴定有关的学识是很多的，这里只列举比较密切的几方面：

1、历史知识。

   古代的升华习惯、器用服饰等等，自是历史知识，但还不止于此。鉴定者除了要看见作品的意识价值外，也要看到它的历史价值。例如司马光的《通鉴稿》，书法并不佳，但从历史文物的角度来看却十分珍贵。又如明人手札，存世件数以万计，它们除了可供研究当时的书法艺术外，还不知蕴藏着多少历史材料。缺乏历史知识，既无法对这些东西作出恰当的估价，也不可能根据历史材料来判断它的真伪。



2、文学知识。

   鉴定书画需要有文学知识。古代书画家往往同是文学家。如果我们读过染的集子，熟悉他遗迹他同时代的诗文，对他们的思想、感情、风格就能有更全面的然认识。遇到这一家的书画时，对他的了解就不仅仅是某件作品所提供给我们的知识，而含有较深刻、全面的理解，这对鉴定也是有帮助的。

   还有，前人写字常录古人的诗文，画幅也常题古人的诗句，或标明写某某人诗意。明人写唐诗，宋诗固然常见，如果宋人、元人写了明人的诗便露了马脚。作伪者有时将诗文的作者弄错，张冠李戴。



3、艺术欣赏和对操作方法的了解。

   书画的鉴定真伪固然不等于对某一书画家和他的作品作全面的艺术评价，但也决不等于说书画鉴定者不需要具备艺术欣赏能力。前代书画流传，世代传人珍重爱护，原因虽不止一端，但作品的艺术价值，往往是首先被人考虑到的。一般地说来，历史的评价，总是公允的。如果一个鉴定工作者，毫无艺术欣赏能力，那么他对作品真伪的判断也不能算是全面。历来对于画真假与好坏的关系有这样两句话：“真的不一定好，假的不一定坏。”但这毕竟是例外而不是一般，前人的作品毕竟是真而好的多，假而红的少。有不少真伪的判断是考虑了俗话的艺术价值才作出决定的。无论代表作，还是一般作品，或是较差的作品，这种高下的品评也是要靠艺术欣赏能力来分类评级的。因此，经常注意个人的艺术修养，提高欣赏水平，是一个鉴定工作者应当不断努力以求的。鉴定书画时，要求“澄必定虑”，不可“粗心照应”，专心致志地看，不要心神不定，观书法，先看用笔结体，“精神照应”，再看“人为天巧真率造作”。还要考证古今跋序相传来历，辨别收藏印识，纸色绢素。看名画要懂名画之神韵，妙手之作：“人物顾盼语言；花果印风带露飞禽走兽逼真；山水林泉，清问幽旷；屋庐深邃，桥棹往来；石老而润，水淡而明；山势崔嵬，泉流丽落；云烟出没，野径迂回；松偃龙蛇，竹藏风雨；山脚入水澄清，水源来历分晓。”而“人物如尸似塑；花果类瓶总所插；飞鸟走兽但取皮毛，山水林泉布置迫塞，楼阁模糊错杂，桥约强作断形，境无夷险，路无出入。石止一面，树少四枝。或高大不称，或远近不分，或翁淡失宜。点染无法，或山脚浮水面、水源无来历。”凡此种种皆为画病，定是俗笔，不列名画。

古藉投资鉴赏秘要

一、古籍概述


   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说文》：“古，故也。”故古籍又称故籍、故书、载籍等。古代文献，最早见载于甲骨、金石，“甲骨卜辞”也称“殷墟书契”。作为最早的正式书籍，为用竹木及缣帛记录文献之简牍、帛书。晋太康二年（公元280年）汲群魏襄王墓出土之《纪年》、《穆天子传》等竹书，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简书，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之《秦律》等简策，以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老子》、《经法》、《战国纵横家书》等帛书，为传世之最早古籍。汉代纸问于世，遂有手抄、唐写、宋元明清刻印书籍。据国务院古籍小组的规定，以辛亥革命（1911年）为断限，凡辛亥革命以前记录古代文献之书籍，通称为古籍。据古籍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地方志综录》、《贩书偶记》以及佛藏、道藏、通俗小说、讲唱文学、金石碑录等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古籍约10万多种。






二、古籍类别与版本

善本：书籍精加校勘,错误较少者。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自天圣以来，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又，珍贵难得之旧刻本、精抄本、精校本、手稿、旧拓碑帖等，通常亦称为“善本”。



孤本：仅留存一份之书本。一部书之某一书本，未刻之手稿，碑帖之旧拓本，在现世间仅有一份流传者，均可称为孤本。



蓝本：谓著书或刊书所依据之旧本。《居易录》：“今方修一统志，似当以旧通志为蓝本。”凡是重刊或校勘，必以最精之本子为蓝本。



刻本：又称“椠本”、“刊本”，雕板印成之书。我国雕板印书始于隋唐，至宋而大盛。按刻书之不同情况及刻本之不同类型，可分各种不同型式：以时代区别，有宋、金、辽、元、明、清刻本；以地域区别，有浙江、福建、江西、山西、江苏、安徽、四川等各地刻本；以刻书者区别，有官刻、私刻、坊刻等；以版式区别，有九行本、十行十八字本、四周单栏本、左右双栏本、竹节栏本、白口本、黑口本、两节本、袖珍本、巾箱本等；以字体区别，有大字本、小字本、宋体字本、软体字本（亦称写刻本）、篆字本、梵文本、满文本、满汉文合刻本等；以墨色区别，有朱墨印、几色套印等；以纸张区别，有皮纸本、麻纸本、棉纸本、竹纸本、开化纸（亦称桃花纸）本、宣纸本、毛边纸本、毛太纸本、罗纹纸本、连史纸本等；以装订形似区别，有经折装（亦称梵夹装）本、旋风装本、蝴蝶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毛装本、金镶玉本等；以刻书先后区别，有原刻本、重刻本、仿刻本、初印本、后印本等；以内容及价值区别，有足本、残本、增订本、删节本、繁本、简本、批点本、评本、单疏本、集解本、重言重意本、纂图互注本、绣像本等。
祖本：一种书最初刻印之本。一种书在不同时期往往刻有多种本子，难免产生讹误，而祖本则保持其本来面貌，因此为人所重。


原本：第一次写成或刻成之书本。为对增订、修改和重刻、改版而言。原始稿本和最初刻本与增订、重刻之本往往有很多不同。可供查考一种著作之发展过程。



定本：一书之最后确定之本。指自己编撰或整理前人之著作，在一定时间内，已经整理完毕，最后确定，准备发表之本子。



副本：同一书籍抄出之副本。为对正本而言。过去公私藏书家，得一稀见图书，依样重写，储作副本。《隋书·经籍志》：“炀帝即位，秘书三阁，限写五十副本”。今亦指国家对内或对外文件之正式签署之副本，备存查和通知有关方面之用。


别本：同书同一来源之另一本子。亦称“副本”。《南史·刘孝绰传》:“又写别本封至东宫。”又，同书另一来源之本子。亦称“异本”。因所根据之来源不同，内容也有出入。如：书有《别本十六国春秋》，帖有《黄庭坚别本》。



仿刻本：摹仿原版字体版式刻印之书本。宋无刻本，多以擅长书法者上版，加之雕印精湛，明清两代刻书往往予以摹仿，故有“仿宋本”、“仿元本”之称。



影刊本：照原书版式影刊之书本。珍贵之古籍，为存原书面貌，以适应研究之需要，清乾、嘉以后，常用影刊方法加以传布。如黄丕烈所刻《士礼居黄氏丛书》，其法大都先照原书影摹，然后上版开雕。摄影术发明后，亦有用原书照相雕版者。刻成之后，与原刻相仿，精工者几难识别。自影印兴，影刻之书渐少。


抄本：也称“写本”。即抄写之书本。习惯称唐以前为“写本”，唐以后称“抄本”。宋以后，雕版虽以盛行，但抄本与之并行，如明《永乐大典》、清《四库全书》皆为抄本；有些较为专门或需要不广之著作，仍靠抄本流通。更有抄书者系著名藏书家或学者；除书之内容外，其手迹也值得珍重。故抄本图书一直为人们所重视，藏书家以精抄本与宋元刻本相次比。对于不详年月之抄本，约在清嘉庆以前者通称“旧抄”，晚清者称“近抄”，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对于确定为明代或清代之抄本而无从断其年月者，则统称“明抄”或“清抄”。


朱墨本：用朱、墨两种颜色套印之书本。最早为元至元六年（1340年）湖北江陵资福寺所刻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卷首之《灵芝图》和经注，都用朱墨两色套印。沿至明末，吴兴（今湖州市）闵齐吉、凌檬初两家盛用两色套印，墨色印正文，朱色印评语及圈点。


珍本：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类别科学价值之珍贵罕见之写本或刻本。


初印本：书版刻成后第一次印刷之书本。特点是字画清晰，赏心悦目，故为藏书家与读者所重。


后印本：历次再版印刷之书本。其字迹漫漶，版断框歪，墨色暗淡，故不受人喜爱。


重刻本：一种书重新刻印之本。相对原本而言。不但字体版式与原本不同，在文字内容上也往往有所修改，多在序文凡例中加以说明。


道藏本：根据道藏刻印之书本。同样，佛经中亦有“碛砂藏本”、“嘉兴藏本”等称呼。



卷子本：用卷轴装订之书籍。唐以前抄写书本均用长幅纸，卷成一束。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唐人写本存于今者皆为长卷，如手卷之状，收藏家谓之卷子本。”



百衲本：用百种不同版本之残卷零页配合或汇印而成一部完整之书本。“百衲”取僧衣破敝补缀之称。如商务印书馆影印之《百衲本资治通鉴》、《百衲本二十四史》。


残本：内容残缺不全之书本。


配本：一部书因有残缺，用其它版本之同一种书予以配全，故称。


三朝版：经过三个朝代修补之书版。南宋杭州国子监，所藏各种书版多有残缺。元朝时，将这些版片转入西湖书院，加以修补印行。至明洪武八年，书版又移至南京国子监，再次进行修补印刷。对这部分递经宋、元、明三朝修补之书版，后人称为“三朝版”。



活字本：用活字排版印刷之书本。活字印刷为宋仁宗庆历时（1041——1048年）毕升所发明。其法，用胶泥刻字，火烧使坚，排版印刷。为中国之伟大创造，早于欧洲活字印刷400多年。元代又创木活字。明弘治时创铜、铅活字，为我国近代铅字印刷术之前导。


影印本：根据原书用照相制版方法印成之书本。有胶印、大石印、珂罗版（即玻璃版）印、铜版印等。稀少、罕见之图书资料，为研究之需，常用原书影印，以广流传。



石印本：以药墨书写于特种药纸上，用石制版印刷之书本。用摄影制版石印之书，则称“大石印本”。


排印本：用活字排印之书本。为区别版本，通常称铅字排印之书为“排印本”，而其它活字排印之书则分别称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等。



拓本：即摹拓金石彝器碑碣印章之本。用红色拓者称“朱拓”，黑色拓者称“墨拓”，最早拓者称“初拓”。初拓字迹（或图案）清晰，墨色匀净，较为珍贵。



稿本：即作者之原稿。作者亲笔写定者称“手稿本”，经过整理誉清者称“清稿本”。


影写本：用纸覆于原书上影写成之书本。其点画行款，一依原本。一般专指影写宋、元善本，如明末常熟毛晋及古阁据宋本影写，非常精工。



校本：根据不同本子和有关资料核对过之书本。取某书之一本子作底本，搜罗一种或几种不同本子及有关资料相核对，发现其讹误衍脱，即在底本上加以批注。如只传抄他人所校，则称为“过录校本”。
内府本：明、清两代宫廷内部刻印之书本。校勘，刻印，都较精良。清昭梿所撰《啸亭杂录续》有内府刻书目录一卷，可资检览。



藩刻本：明代分封各地之藩王所刻印之书本。因有些藩王、子孙及其门客颇有学问，而且刻印之书所据底本多为御赐宋、元善本，故其版本价值较高。



聚珍本：清代以木活字排印之书。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印《四库全书》中善本，因仿宋人活字版式，镌木单字25万余枚。高宗以活字版名称不雅，改称“聚珍版”。凡排印之书，首有高宗题诗十韵，每书首页首行之下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世称武英殿聚珍版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颁发聚珍版于东南各省，并准所在锓木通行。先后承命开雕者有江宁、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这些仿聚珍版刻印之书籍，通称为“外聚珍”，而将武英殿聚珍版称为“内聚珍”，以示区别。后来中华书局创制仿宋体铅字，就名为“聚珍仿宋版”。
闵版：明万历、天启年间，吴兴闵齐伋、凌濛初采用朱墨与五色套版所印之书。其选择经、史、子、集各类凡士人习用书籍，专辑前人评论批点，使用方正宋体字和优质白纸，作朱墨两色或兼用黛、紫、黄各色套印，后人称为“闵版”。特点为词义显豁，脉络分明，行疏幅广，光彩夺目。近人武进陶湘，编有《明吴兴闵版书目》。



麻沙本：南宋福建省建阳县麻沙镇书坊刻印之书本。因该地盛产榕树，木质松软，易于雕版，故书坊集中，于当时图书流通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书贾射利，校勘粗疏，刷印低劣，故《石林燕语》有“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之说。



蜀本：四川刻印书本之总称。宋代眉山为四川刻书中心。刻书多为大字颜真卿体，故又有“眉山本”、“蜀大字本”之称。


浙本：浙江刻印之书本。又分杭州本、婺州本、衢州本、台州本。宋代浙本大都字体方整、刀法圆润，为宋版之上品。



闽本：亦称“建本”，即福建刻印之书本。又分建宁本、建阳本、麻沙本等。



宋本：宋代刻印之书本。雕版书至宋代而大盛，杭州、建阳、眉山等都为当时刻书中心。公私所刻，有监司、家塾、坊肆等。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多仿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字体；白口居多，至南宋中后期出现细黑口；避讳较严。所印书籍，校勘精审、雕印精美者颇多，往往为后世刻本所依据，为学者所重视。
金本：金代刻印之书本。金代雕版中心在平阳（又称平水，今山西临汾），其地产纸丰富，书坊很多，设有管理出版机构。所刻著名者有《刘知远诸宫调》、《萧闲老人明秀集注》等。此外，山西运城所刻之《藏经》及河北所刻之经书、音韵学书，也颇有名。



元本：元代刻印之书本。元代雕版中心在杭州、建阳、平水等地。公私所刻，无论校勘与雕印，不乏精品，堪与宋本媲美。其风格、字体大都摹仿赵孟頫书法，扁方圆活，常用简体字，黑口、双鱼尾居多，初期行字疏朗，中期以后行格渐密，由左右双栏趋向四周双栏，目录和文内篇名上常刻有鱼尾。



明本：明代刻印之书本。明代雕版之普遍，出版量之庞大，前所未有。版画艺术、铜活字版及彩色套印，为明代雕印技术发展之辉煌成就。但有些刻本校勘不精，删节不当，甚至妄改书名、伪造古书，后人多有批评。明初刻书犹沿元代风格，黑口居多，正德、嘉靖间，出现仿宋风气，白口为多，字体横平竖直，起落顿笔有棱角，字形方正，显得板滞。万历以后，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直重；部分家刻及坊刻本出现软体字，较为美观。


高丽本：亦称“朝鲜本”，指朝鲜刻印之中文古籍。我国印刷术很早传入朝鲜，朝鲜刻印之书流入我国也很多。无论刻本或活字本，均为软体大字，皮纸精印，书品宽大，醒人眼目。


东洋本：亦称“日本本”，即日本刻印之书本。我国印刷术首先传入朝鲜，其次为日本。日本所刻古籍，多用美浓纸精印，近似朝鲜本，但在字体与装订等方面，下朝鲜本一等。有些书行间注以平假名或片假名，较容易识别。


越南本：越南刻印之书本。越南之印刷术也从我国传入，故刻印风格及装订形式与我国基本一致。流入我国之书籍，大都在相当于清道光咸丰年间刻印，未见有更早印本。


官刻本：历代各类官方机构刻印之书本。如宋代秘书监、转运司、茶盐司、公使库、郡庠、县斋以及州府县学，元代国子监、各路儒学、府学、兴文蜀，明代经厂、南北两京国子监，清代武英殿等所刻之书，都属于官刻本。



监本：历代国子监刻印之书本。监本始于五代后唐，宰相冯道命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以后国子监都印图书，以经、史为主。明朝南北两京设立国子监，都有刻书，故有南监本、北监本之称。


家刻本：私人刻印之书本。亦称“家塾本”。私家刻书为宋代以来雕版事业之重要组成部分，因不以营利为目的，校勘、刻印俱精，版本价值颇大。其中著名者，如宋陆遹刻《渭南文集》、黄善夫宗仁家塾刻《史记正义》；元平阳府梁宅刻《论语注疏》、古遇陈氏刻《尹文子》；明袁褧嘉趣堂刻《世说新语》；清黄丕烈刻《士礼居丛书》等。


坊刻本：简称坊本，指书铺刻印之书本。因以营利为目的，一般雕印不如官刻本之精，校勘不如家塾本只审。但也因地因人而异，如宋代临安陈氏书棚本，校印精湛，极为人所重；福建麻沙本，讹误较多，人多不贵之。因坊刻本面向大众，许多医书、民间文学赖以流传，故颇受人们喜爱。

古籍鉴赏秘要

一、版本作伪的原因和历史

   制作伪本和制作伪书的原因不同，伪托古人著书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一般来说有三条。一是社会原因。由于历代兵燹动乱，自然灾害，典籍的散失与积聚变动极大，原书佚失，后人据记载而伪造古书。二是政治原因。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为了制造舆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伪托古人造假书。三是好事者所为，目的在於欺世盗名，招摇撞骗，扩大个人的社会影响，是为名利私欲所驱。这些都不是经济原因所使。版本作伪就不同了，经济因素是其决定因素，不法书商利欲熏心是其根源。当然还应当考虑到促发这种贪欲膨胀的客观因素，比如古书旧本的流传日稀和藏家的争购，使古书旧本的商品价值日益增长抬高，加上附弄风雅者和居奇牟利者推波助澜，更使作伪者有机可乘，有空可钻。

   伪本想要冒充的大都是价值较高的版本，是值得作伪者冒险的版本。确切的说，伪本主要是伪宋本、伪元本，很少有人去假造明本、清本，因为古书版本的商品差价主要反映在宋元旧刻和明清新刻之间。而且伪造旧本需要具体、一般的物质条件，必须有与古本旧本形态接近相似的版本为基础。很难设想有谁能在一个与古本相差很大的版本上作假到可以乱真的程度。所以伪本一般都是以元本充宋本，或以明本充宋、元本。清代刻本形式特征去古已远，作假很难。当然也有以明清劣本伪充明清善本的情况，如用翻刻明世德堂《六子全书》本冒充原刻本，但这在伪本中毕竟是次要的少数。



   版本作伪是旧时代的怪胎，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宋元刻本在宋元时代并不珍贵，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南渡避难时，忍痛割爱，把藏书弃去。她"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 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数箧"。明初，宋元旧本虽损失惨重，日益稀少，但当时还没有形成追复宋元古风的势态，宋元旧刻的身价并未凭空拔高，书商作伪的气候尚未成熟。而这些条件都是在明中期才逐步具备的。嘉靖时代出现的仿宋刻本既反映了时代之风尚，同时也为伪本制作者提供了制作伪本的基础。况且那时宋元版本的身价已达到了按页计价的程度，作伪者有暴利可图，见利忘义，也就无所不为了。所以伪本的大量产生应在嘉靖之际。据明万历间高濂《燕闲清赏笺》论藏书"条记载："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模宋版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蔺纸，或用糊褙方帘棉纸，或用孩儿白虎纸，筒卷用槌细细敲过，名之曰刮，以墨浸去嗅味印成。或将新刻版中残缺一二要处，或湿霉三五张，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或妆茅损，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炉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熏黄，俨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虫于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纸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腻可观，初非今物，仿佛以惑售者"。类似的记载在其它万历间笔记札记中还能找到，这说明版本作伪之风当时已炽烈。乃至清代，宋元旧本更见稀罕，而且清人重视版本胜过明人，宋元旧刻更是身价百倍，书商制伪变本加厉。这在清人著作中屡见记载。郭麓《灵芬馆诗话》说："近时初印本仿宋刻之精好者，以物染纸旧色。其无缺笔者，或另刻一二页，或伪刻年号以实之。"蒋光煦《拜经楼藏书踢跋序》说："旧刻旧抄本之中，苕贾弊更百出，割首尾，易序耳，剔画以就讳，剜字以易名，染色以伪旧，卷有缺，划版以杂之，本既亡，录别种以代之，反复变幻，殆不可枚举"。民国时代，北京、上海等地的某些书商还专门雇佣工匠来制作假本，手段之高明竟使专门研究版本目录学的行家里手也上当受骗。解放后，通过对旧书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旧时代的罪恶才从根源上得以消除。但是，延续了数百年的版本作伪活动，毕竟在社会上留下了不少难以鉴别的赝品。这也正是版本研究工作者现在仍需学习掌握版本辩伪方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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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籍作伪手法
1、伪改书名、著者以充罕见之书

   过去的藏书家选择善本书时，罕见之书是一条重要的标准。书贾利用藏书家以稀为贵、奇货可居的心理就剜改书名、著者，伪造罕见的书。如杜氏《通典》二百卷，明嘉靖十七年王德溢、吴鹏有刻本。因为唐杜佑撰的《通典》流传较广，倘若以原书真实面貌出现，对藏书家不会有多大吸引力。书贾就将书名剜改为《国史通典》，同时剜去题下杜佑的名衔，加印"南宋礼部尚书锡山郡宝国贤撰"字样，序文也作删改，还在书名和著者剜改的地方钤了 "南京翰林院印"和季振宜的藏书印，以掩饰剜改的痕迹，经过这样的剜改，就成了罕见的奇书乐。元刻明修本《晋书》，书贾动手剜改了书名，称为《两晋人物传》，并伪题"无锡王达撰"。这样一改，使人感觉书名既冷，著者亦奇，比大家熟知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更容易吸引某些藏书家的注意，大可收到射利的目的。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是地理方面的名著，书贾为了制造罕见书的假象，把书名改为《游名山记》。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很需要引起警惕，切不可一见假造书名、著作不见各家著录便认为奇货可居，故应谨防受骗上当。



2、增删刻书牌记

   古书中的牌记是考证一书的出版人、出版地和出版年代的重要依据。有这块牌子无这块牌子，书的版本价值是很不一样的。书贾抓住这一点，怎么对他有利，他就怎么干。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王国维 亲笔题跋的明嘉靖刻本《孔子家语》，刻印精良，书品极好。但书贾硬在书前加了一页刻书牌记，右上角竖行题称"陈眉公先生重订：，中间竖行大字题名《孔子家语》，左下角署"古关杨敬泉梓"。陈眉公即陈继儒，明万历时人。本来是嘉靖时刻的书，却安上了一块万历时的刻书牌记，目的在于借重陈眉公的大名以抬高本书的学术价值，并想利用这块牌子来说明此书版本的完整性和确切性。二者合一，此书便 可以身份大增，书贾从中获得。清初刻本《诗人玉屑》，书前原有"处顺堂藏板"的刻书牌记，且有"重刊元本"字样。由于书机时作伪，撤去了这块刻书牌记，竟骗过了墨海楼蔡氏。蔡氏以元刻本收进，察觉上了当，却 又反手卖给了别人。这种增换刻书牌记的情况，往往在明清之际所刻的从书中和翻刻本中时常发生。万其是翻刻本貌似原刻本，作伪方法简单，只需抽去牌记，略加伪饰即成。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牌记虽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但不能轻信，应该多方考证，审慎鉴定。



3．剜改序跋。

   剜改序跋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或撤换序跋冒充古刻旧刻而从中获利，在古书版本造伪中亦属司空见惯的现象。尤其是在配合其他作伪手段时，挖改序跋中紧要之处，更是屡见不鲜。如时彭大翼辑的《山堂肆考》二百二十八卷，明万历二十三年刻本。书贾将书名控改为《书言故事》，同时将题下彭大翼纂著的"纂著"两字剜下，偷梁换柱贴在书贾加印的"锡山陈幼学"名字下面，投藏书家所好。为了证明这部书确系无锡陈幼学纂著，书贾还对《山堂肆考》原书序文进行剜改，在凌儒的序中就有两处被挖改：一是交序文第六页后半页害虫去后，杜撰墨"无锡陈夫子好古士也"。二是第七页文字也作了篡改："集而成编，总之二面四十卷，名曰《书言故事》"，与剜改书名著者相呼应。因此，凡古书中无序有跋，或序跋与的内容自相矛盾时，切不可轻信其中所题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而应当多方考证后，再做决断。



4.染纸造蛀以充古刻旧刊。

   明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曾对染纸和伪造蠹鱼虫蛀痕以作伪有精细的描写和精彩的议论：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摹宋版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褙方帘绵纸，或用孩儿白虎纸，简卷用棰细细敲过，名之曰刮，又墨浸去臭味印成。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真两头角处。或用沙面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薰黄，俨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红色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赋可观，初非今书仿佛，以惑售者。或札伙囤，令人先声指为故家某姓所遗。百计数人，莫可窥测，收藏家当具真眼辨证。

   以上说明，染纸以充旧刻，这种作伪手法早在明代就已经有人采用。同时明代还有书坊染仿旧纸，然后印行古书的，关于这一点，商濂还没有谈到。而近代书贾则是利用清时的影寮刻本进行染色，以充旧刻。


5.版本杂拼。

   用几种不同版本杂拼成一部书，是书贾出售残本的一种作伪手段。一般以一种较好的残本作为基础，残缺卷用其他版本或其他书拼配，再进行加工，掩饰杂拼的痕迹，以完整的原刻本的面貌出现。有一部《史记》，一百三十卷，明嘉靖四年汪谅刻本。残存一百十卷，其中卷缺四十八对五十五、八十二至八十七、一百十二至一百十七。书贾为了将这部《史记》配成足本，从明喜靖四至六年王延哲刻本凑齐二十卷配予汪谅刻本。这样就成 了一部完整的汪谅刻本的《史记》。为将这部明嘉四年汪谅根据宋绍兴刻本翻刻的书充宋本，书贾剜去目录后"明嘉靖四年乙酉，金合汪谅氏刊行"两行刻书年款，同时剜去题下校题者姓氏，把纸染成暗黄色，给人以古得古色的感觉。还在序和目录前后伪钤敢"季振宜印"、"钱谦益印"、"牧斋藏书"等名家藏书印。因王延哲刻本也是翻宋刻本，书贾同时染了纸，初看似宋椠，如果不找书影对比，很容易上当。无锡市图书馆藏的《唐诗品汇拾遗》十卷，书贾竟用了三种明刻本拼凑而成。卷一至卷五是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单鱼尾，卷端题《唐诗品汇拾遗》；卷六、卷七、卷十是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双鱼尾，卷端、书口均题《唐诗拾遗》；卷八、卷九则是明俞宪辑的《删正唐诗拾遗》的残卷，但版刻年代、版刻者不同，而后一种是另一著作辑本，书贾硬把这三种书凑合在一起，在书前加了一篇明成化十二年陈炜撰的字，就把这部残本伪造成明成化间刻的《唐诗品汇拾遗》了。


6.割改目录、卷数。

   目录是全书的纲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书的章节体例，可以借以了解古书由于刊刻者、刊刻时间不同，目录卷数会产生差异。书贾常常利用这个特点，删割目录，剜改卷数，以残本充全书。书贾除剜瞩 目录、纂改卷次外，还有伪加目录一法。此法常见于丛书零种扫作伪；即将几种丛书零种合在一起，加上一个目录，另成一书。如元陶宗仪编的《说郛》，清顺治三年两浙督学周南刻本，存五面六十种。书贾将这些书合起来伪题书名《儒林学海》，明无锡万镗辑，还在书前杜撰了和篇尤镗自序。尽管存书多达五面多种，书贾还是不厌其烦地伪加了目录，同时还钤了清名家阮元的藏书印"文选楼"，将若干丛书零种改头换面，冒充一部完整的稀见丛书。





三、比较版本优劣的方法

   一般来说，比较版本优劣有如下几种方法：

1、文字

    版本文字是比较版本优劣最基本、最有代表性的方面，通常对善本的解释就是校勘精良、错字较少的版本。比较版本文字的方法就是校勘，它与校勘学中的版本对校法从方法上讲是一回事，不同的是，前者用校勘的方法比较版本文字优劣，后者是用版本的异同来校勘文字。换句话说，比较版本文字是校勘学在版本学中的应用，而版本对校是版本学在校勘学中的应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版本学与校勘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另外，两者在程度上也有差别。比较版本文字，只是对古籍版本的内容文字作局部的、初步的校勘，以为优劣比较的典型分析。而版本对校是校勘古籍的一种方法，要求用各种版本对古籍作全面深入的校勘订正。

   比较版本文字，先要校出异同，然后才能分辨优劣。文字优劣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正误，二是优劣。如果一个本子的误字较另一个本子少，那么两本的优劣是很容易分辨的。问题在于判断版本文字的是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2、篇幅

   版本差异还表现在全书的篇幅结构上。因为古籍版本在传刻过程中往往由于各种原因而增加、减少、改变其篇幅结构，以致出现不同版本的篇幅结构异同，其中自然存在着优劣之分。

   版本篇幅以正文部分的差异最为重要，最能显示版本的优劣。正文的差异大多出现在集部图书里，像经、史、子类的大部分书记籍，正文内容早已定局，差异多在个别文字、局段上。而古人诗文集的编篡刊印，大多有一个艰苦费日的过程，才渐趋完善。余嘉锡《四库总目提要辩证》说：" 凡宋人文集，往往有前后数本，多寡互异，大抵编辑愈后，卷数愈多"。历代文集基本如是。以杜甫诗集为例，最初有唐人编辑的《杜甫集》六卷本、樊晃《小集》六卷本、卷数不详的顾陶刻本和后晋开运二年官书本，以及二十卷的孙光宪序本和郑文宝序本。后有宋人孙仅编集的一卷本和苏舜钦编集的《老杜别集》二十卷本。北宋仁宗宝地二年（1039），王洙"搜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除其重复，定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视居行之次，与岁时为行铂，分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合二十卷"。这是宋代最完善的一次杜诗编集。

   别外，重刻古籍常有节录之本。节本与原刻足本想比，很容易看出两者的优劣。节本大都是丛书中的版本。比如北魏羊衔之《洛阳伽蓝记》，历朝翻刻，传 本极多，大致分为两个系统。一种是五卷的足本，如《西今逸史》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真意堂三种》本、《广汉魏丛书》本、《增订汉魏丛书》本等等。另一种是一卷或不分卷的节录本，如《说郛》本、《五朝小说》本、《旧小说》本等等。虽然节本中也有个别文字较胜的可胜之处，但从篇幅的完整性来说，毕竟不如足本为优。

   比较版本篇幅内容的差异优劣，应该根据不同类型的图书，采取多种相适应的方法。比如宋代著名目录著作《郡斋读书志》的袁州刻本和衢州刻本，孰优孰劣，自清以来，一直从说纷纭，莫衷一是。孙猛《论（郡斋读书志）的成书、版本源流及衢袁二本优劣》一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目录书的特点，把《郡斋读书志》的篇幅内容分成收录书量、序文、分类、归类、编排、书名的著录、卷数的著录、编纂者或注释者的著录、解题等九个方面，来对衢本、袁本作比较。经比较，发现衢本收录书量较袁本实际多出十九部，小序多十三篇，类目多设两个。两本归类不同的有四十六例，大多衢本较优。类目编次虽两本都有鼠乱之处，但衢本仍比袁本稍微整齐可观。


中国墨的鉴赏及鉴别

随时代的需求，出现了观赏墨（即珍玩品）及礼品墨。墨历来倍受文人、书法绘画家们的喜爱，并加以收藏。自宋以后，名墨逐渐成为文人书案上的陈设、欣赏品，要求墨质精良，而且追求形式与装饰美观，这就促使墨形成了一种工艺美术门类，成为人们珍藏的艺术品。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有“墨成不敢用，进入蓬莱宫”的诗句，正是这种风气的写照。这种玩墨鉴赏之风，至嘉靖、万历时期更加盛行，并开始出现了成组成套的丛墨，墨的装饰图案，更是千变万化，已达至纷然不可胜识的地步。这种丛墨注重形式变化多样，图案装饰新颖纷呈，也讲究外部装璜。多用黑漆描金匣储存，也有用金丝楠木或乌木做匣的，造型精巧，保存和携带安全方便。更有以木制成手卷式盒，表面用锦缎装裱。一边连接小幅书画，类同书画卷轴一般，非常别致。

   鉴赏墨：如故宫收藏的“乾隆御咏西湖十景十色墨”，色彩各异，墨的形式富于变化。一面为阴文楷书填金乾隆御咏西湖十景十色七言律诗，一面浮起诗中所咏西湖十景图画。依次为“曲院风荷”、“花港观鱼”、“苏堤春晓”、“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双峰插云”、“柳浪闻莺”、“南屏晚钟”等。画面的构图，以极简练的手法刻画出方题的基本特征，艺术地再现了杭州西湖的美丽景色，形象地反映出200多年前，西湖十景的历史面貌，是较好的鉴赏墨。

   此套墨为色墨，是绘画用的颜料，有红、黄、青、绿、蓝、棕、白色等色，多为天然色料配制，色彩纯净艳丽，不易褪色。虽早期色墨不多见，但从唐、宋的绘画中，可以看到颜料的精美与华丽。唐人《金碧山水图》，画面以青、绿色彩为主，间施以金描绘出秀丽苍翠的山川，巍峨宏伟的殿阁，展现出辉煌壮丽的自然图景，突出了色彩的美丽。五代著名画家顾闳中创作的《韩熙载夜宴图》，画面前后分作5段，用浓笔生彩的艺术手法，把南唐宰相韩熙载的夜生活，刻画得惟妙惟肖。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色彩柔和艳丽，人物传神，更显出色彩的美妙。这些在纸、绢上的色彩，已历经了八九百年，乃至上千年历史沧桑，仍然保持着夺目的光彩，充分显示了这些彩色墨制造精良，是古代鉴赏的佳品。

   鉴别文物真伪是文物科研及陈列研究的前提，无鉴别真伪就谈不到鉴定。所以鉴别、鉴定是文物工作者首要解决的。我们鉴别鉴定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研究真实可靠实物的参考凭证。我们鉴别墨也一样，要求多看实物、多记实物，通过实物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看后加以思考，善于比较分析，善于发现问题，多看实物是可以对某一名家名作的墨质、题识、图案、墨品、风度认识就越深刻熟悉。加上不断充实自己的学识，多学文献资料，并学会区分歙县与休宁各派的墨品及风度的特点，通过对墨品的了解，即使在没有年款的情况也可以鉴定出是哪些名家墨品。如：康熙三十五年所制“耕织图”墨品，乾隆三十年所制“棉花图”无论仿造、改制，我们都可以断定康熙三十五年以前没有“耕织图”墨品，乾三十年以前没“棉花图”墨品，以后仿造可能就是旧模新作比较容易鉴别真伪。还有清代名家墨品分等级、价格也可以参考。

   另外避讳对墨影响，封建社会有国讳与家讳之说。国讳是避皇帝与孔子的名；家讳是避自己祖先的名字。避讳的方法是，在书写时候凡遇到应避的名讳，或缺笔或易字，说念之时改原音。“避讳”对于文物鉴别有一定影响。如“避讳”对于明清两代墨的鉴别尤为重要。明代还可以，在明清两代制墨中品名，斋名常用“玄”字，“玄元灵气”、“九玄三极”等。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名玄烨，因而“玄”字避讳，或改写元，或缺写一笔，明清两代凡有“玄”字的墨如不是仿造假品，当是康熙以前的作品。如“玄”改写“元”或缺一笔当是康熙以后的作。而由于“玄”字墨品给明代墨带来多少厄运。明代的“玄”字墨到了康熙以后，均挖去“玄”字或将墨毁坏。总之“玄”给明代传品招致厄运，其损失不可估计，但同时也在鉴别方面起到了划分时代的作用。

   由于明清两代书画受各流派的影响，其风格有所不同；因书画风格不同，其墨模雕刻技巧、手法，显然有时代的区分。明代的书法多遒劲，雕刻手法为了表达遒劲，刀法则需要深厚，才能显示字体雄健，阳文字锋芒峻厉，圭角崭然。清代书法多秀润，雕刻手法必须掌握精秀润细的刀法，才能表达柔丽清雅。绘画与书法完全一致，因之明清两代雕刻墨模的技巧，以明清两代书画不同风格，而形成两大流派：明代墨模，其刀法多深厚有力；清代墨模，其刀法多柔妍精细。其所以不同，实因书法绘画风格不同所致。这样对鉴别明清两代名墨，就可掌握内涵。

   明清两代大部分为了更换墨模，不在模上刻用年款，即刻上也在侧面，更换时也不影响墨面。

   在墨上考证年代，只能以自制墨来解决，文人官吏嘱墨家制墨不惜墨模成本，带有纪念性的墨品，多署干支年款，这就为我们考证年代提供了方便。

   另外从墨模上鉴别墨品，墨模使用年久影响墨面的清晰，凡是初版初刻，花纹、书画、印章均特别清楚悦目；相反，墨模使用久了，墨面就显得模糊不清，可能是复制，年代则稍晚一些，所以说墨模可以反映墨家业务大小，经营盛衰。

   墨品的漆衣，是在墨布加刮摩。通过漆衣也可鉴别墨，漆衣墨凡年代较远，漆皮显得浑厚，并呈蛇皮断纹，与古琴相似。断纹不是裂纹，有纹不裂，隐蕴在漆皮之间，又与古瓷开片相同。漆皮墨盛于万历年间，清康熙墨少见，乾隆晚期以后漆衣墨，其光泽漂亮有余，而苍厚浑朴不足。

   墨上的漆边也可作为不同时代的风尚，有助于我们对年代的鉴别。明代大从漆上下左右侧通漆边，正面背面为本色。清代多漆两面的边，两侧上下都不漆。

   如何鉴别伪品：凡质料粗糙，几乎不是烟料，形同土块，用手敲之，声音喑哑，体轻呈灰白色，墨模粗糙，墨料不好，这些是伪品的特征。还有一种伪品，是使用一种炭晶石，一种石质材料磨成的假墨。

   对仿品又如何鉴别呢？清代墨家仿明代墨，一种是只标明年款，不署墨家名款。另一种只标时某墨家仿明代某墨家，这类有仿家自己的名款，也有被仿家的名款，是为宣扬自己而不是骗人，因此有人把清代初年制的精品墨原名款挖去，再用墨蜡填平，并在墨蜡处镌刻名章、年款、略施金色加以打磨。这种仿品不易识别。

   墨的品种繁多，实用本色墨不仅数量多，形状大体相同。我们可以识别墨正反两面是否刻上文字及图案（即墨名）。左右两侧是否有监制单位名称。也有在侧面镌刻年代的，墨的顶端刻有“超漆烟”、“漆烟”、“顶烟”、“桐油烟”字样，表示该墨锭属油烟墨范畴；刻有“黄山松烟”、“大卷松烟”、“松烟”等字样的表示该墨锭属松烟范畴；刻有“全烟”、“精烟”、“净烟”等字样，该墨属炭黑墨范畴。

   总之，要求鉴藏者有相当的知识和经验。首先要求大体熟悉古墨源流的发展演变史，知道古代名墨的主要产地和著名的制墨宾的姓氏名款，对名家墨的著名的墨模式样也要有一定的了解。

   另外从质地来说，新墨和旧墨也有较明显的差别。新墨带灰色，虽浓厚不朗润，旧墨纯黑朗润，色泽纯黑，色感厚实。新墨由于和胶往往不匀，其墨色也就显得浓淡、厚薄不匀，旧墨由于制法严谨、加上存放时间久远，其胶自然匀实，其黑色平整，而且不粘笔毫。新墨气味有燥性，旧墨有一股自身的古朴淡远的馨香之气，且显出一种古朴的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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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刻鉴赏秘要
一、竹刻源流

   我国竹刻工艺历史悠久。在考古发掘中，由于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因素，古代竹木器不易保存。目前所见到的较早的竹雕器是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勺。南北朝时有诗云： “野炉然树叶，山杯棒竹根。”可想见汉时雕竹制器的概况。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五，记载了汉时竹刻技艺并言出现了“留青”的刻法。竹刻成为专门艺术，应从明代中期开始。明清时期，我国竹刻工艺日益繁荣。竹刻在盛产竹子的江南地区，出现了上海嘉定与江苏金陵两派。两派竹刻艺术家既从竹根刻圆雕人物，又在竹制笔筒、扇骨上镌刻，有的还善于利用株皮与肤里的不同质感创造“留青”的特殊艺术效果。金陵派以濮仲谦为首，此派竹刻风格开始简朴，后渐工细。嘉定派竹刻影响更大，作者大都擅长书画，用刀如笔，雅俗共赏。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是竹刻工艺兴旺时期。著名“竹人” 有朱鹤、朱缨、朱稚征祖孙父子。朱氏三代竹刻珍器，能流传到今天的已属凤毛麟角。进上海博物馆藏有朱稚征所刻香熏，取材于一截紫竹，下设底座。香熏通体饰以镂雕仙人练丹图。所刻人物、器件。风景布局无不得当，人物形态神韵呼之欲出。清代竹刻笔筒，用“角孚”款。由一截天生椭圆扁竹刻就，得自然造化之妙。正面为渔翁夜泊图，渔夫与隐士神态逼真；水面浪水粼粼，芦苇折腰；背景则是嵯峨大山、树木参天、依岩而立、花叶枝蔓，栩栩如生。另一件故宫所藏竹刻珍品“牧牛图竹雕笔筒”也极为有名气。作品作者估计为清代嘉定竹人。牧牛图竹雕笔筒，由一段二节的偏欹竹根雕作，方14厘米，其径弧曲不一，上下不等。作者因势随形，运笔施刀，雕刻成山拗“牧牛”图景，牧牛图背景山壁如削，却又参差凹凸，作者借用其间自然竹节而为窄狭起伏山径。刻面上有二牛，大牛首出弯角，体魄强壮、小牛逍遥自在，似乎在窥视草间跳跃的昆虫，形象极为逼真。作者运用竹肌之筋，也很巧妙。刻雕的山体，显出竹筋的功能，犹如中国画画山技法的斧劈皴，平添山势峻峭、地面苔点密铺，倍增旷野生趣。



二、竹刻主要品种

翻簧竹刻：

   竹刻之一种。也叫“贴簧”、“竹簧”、“反簧”和“文竹”。将毛竹锯成竹筒，去节去青，留下一层竹簧，经煮、晒、压平、胶合成镶嵌在木胎、竹片上，然后磨光，再在上面雕刻纹样。内容有人物、山水、花鸟、书法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不少清代乾隆重时期的翻簧制品，当时的福建上杭，制作的翻簧器相当精美。此后湖南邵阳成为重要产地。道光咸丰以后，上海嘉定也成为生产中心之一。浙江黄岩、四川江安，亦是著名产区。翻簧的雕刻，多在很薄的竹簧表面，故以阴纹浅刻为主，亦有施以薄雕的。色泽光润，类似象牙。产品以实用的茶叶罐、花瓶、台灯、照相架、首饰盒、文具盒、笔筒和果盘为主。


留青竹刻：

   竹刻之一。留青，是留用竹子表面的一层青筠，作为雕刻图纹；然后铲去图纹以外的竹青，露出下面的竹肌作地，故名“留青竹刻”。竹青选用深山冬竹，经防霉防蛀工艺处理，成品第面光润。竹筠洁如玉，竹肌有丝纹，竹筠色浅，年久呈微亮；竹肌年愈久，色愈深，色如琥珀。留青竹刻，宜充分利用这种质地和色泽变化差异，采取青筠全留、多留、少留或不留，分出层次，形成色彩从深到浅，自然退晕效果。明晦浓淡，因景而施。竹刻留青之法到明末张希黄时已大备。立葆恂《旧学庵笔记》载其竹刻山水臂搁事，“凡云气、夕阳、炊烟，皆就竹皮之色为之。妙造自然。不类刻画。 ”道出张希黄运用竹筠之妙。留青竹刻产品有臂搁、书镇、笔筒、台屏和案头小品等。


三、竹刻技法

阳纹砂地 竹刻技法之一。

   系阳纹刻法，地作砂粒状，有细砂地、粗砂地、核桃地、香橼地（一名桔皮地）等。
薄地阳文 竹刻技法之一。


   其义有三；

一指清代吴鲁珍所刻浅浮雕，其刻法浅于明代的高浮雕，故名“薄地阳文”。一指较吴鲁珍浅浮雕更低的阳文。近人所谓“薄地阳文”，将花纹以外全部竹地或邻近花纹四周之竹地刮去，使花纹微微高起，然后雕刻。

陷地深刻 竹刻技法之一。

   一种深刻，比一般深刻更深。竹林表面光素，称为地，所雕图像全部刻陷地中，有五六层，始达其最深处，故名“陷地深刻”。此法始于清代前期。


竹刻地纹 竹刻技法之一。

   其地纹有四；一为光地，即平地。二为空地，即透雕之镂空地。三为几何纹地，如雷纹、波纹、鳞纹、锦纹等。四为糙地，即砂地，以形似得名。纹覆地，地承纹，地为纹辅，纹因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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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源流
殷商时代出土的铜镜至今发现的只有五面，一面镜背有弓形钮，饰以席纹和鳞纹图案。另四面均为圆形，镜背有拱形环钮，且分别装饰以叶脉或多圈凸弦纹，镜成近平或微凸，镜身较薄。此时铜镜纹饰具有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也见于同时出土的其它器物上。如铜镜上的弦纹、乳钉纹，也常见于殷代的铜镜。

   西周铜镜迄今发现的有十五面，均为圆形。镜面平直或微凸，镜身较薄，镜钮有橄榄形、弓形、半杯形、长方形等多种。可分为素镜、重环纹镜、鸟兽纹镜三类。西周时期以素镜为主。这一时期晚期，镜背的纹饰发生了变化，新出现了动物纹饰，打破了传统的风格。

   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铜镜盛行发展时代。战国铜镜的特点是：形体轻巧，纹饰精致，线条流畅，一扫前期铜镜幼稚朴拙的风格，展现出青铜工艺的新面貌。此时铜镜多为圆形。纹饰表现手法多样，有浅浮雕、高浮雕、金银错、嵌石、彩绘等。图案多采用地纹衬映主纹手法，主纹地纹相映成趣。图案显得完善而和谐。根据春秋



战国铜镜的主题纹饰图案划分类型。共分为如下几类：

1、素镜类：全素镜、弦纹素镜、宽弦纹素镜。

2、纯地纹镜类：羽状地文镜、云雷地纹镜。

3、花叶镜类：叶文镜、花瓣镜、花叶镜。

4、山字镜类：三山镜、四山镜、五山镜、六山镜。

5、菱文镜类：折叠式菱纹镜、连贯式菱纹镜。

6、禽兽纹镜类：兽纹镜、凤鸟镜、禽兽纹镜。

7、蟠螭纹镜。


   西汉铜镜在制作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很大发展。西汉初期至武帝时期，铜镜逐渐厚重，纽多作半球形，或作柿蒂形。图案布局和纹路也有新的变化，出现了以四乳钉为基点组织的四分法布局形式，主纹突出，地纹逐渐消失。主题纹饰素朴，图案结构简单，改变了战国时期那种严谨的细密风格。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规矩镜成为最精美的类型，纹饰以四神为主，图案有四神、动物、禽鸟及群邪、羽人之类，活泼生动。纹饰布局突破了“心对称”古样设计，出现了“轴对称”式新风格。此外，“透光镜”的出现，也给汉代铭文镜带来极大光彩。所谓透光镜，是指将镜面对着日光或其它光源时，与镜面相对的墙壁上能映像出镜背文饰或铭文的字样的铜镜。


汉代除了继续沿用战国镜外，最流行的铜镜大致有下列15类：

1、蟠螭纹镜类：缠绕式蟠螭纹镜、间隔式蟠螭纹镜、规矩式蟠螭纹镜。

2、蟠虺纹镜类：方格四虺镜、连弧蟠虺纹镜。

3、草叶纹镜类：四乳草叶纹镜、规矩草叶纹镜。

4、星云镜类。

5、连弧纹铭文镜。

6、重圈铭文镜。

7、四乳禽兽纹镜。

8、规矩纹镜类：四神规矩镜、鸟兽纹规矩镜、几何纹规矩镜，简化规矩镜。

9、多乳禽兽纹镜。

10、连弧纹镜。

11、变形四叶纹镜。

12、神兽镜类：重列式兽镜、环绕式神兽镜。

13、画像镜类：历史人物画像镜、神人车马画像镜、四神、禽鸟画像镜。
14、夔凤纹镜

15、龙虎纹镜类；龙虎对峙镜、盘龙镜。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我国的铜镜制造业进入中衰期。这个时期风格仍沿袭汉镜，以三角缘神兽镜最为流行。铜镜纹饰常以民间故事为题材。此外，还出现了佛像图纹，这也是该时期铜镜的一个显著特点。


   隋唐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十分繁荣昌盛的时代。它结束了300多年的分裂割据，而又复统一；它吸收了四夷兄弟民族的文化，而融汇一体。铜镜工艺有强烈的时代感，它同整个文化一样，不仅铸制工艺上攀登了空前的高峰，而且在装饰艺术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工艺上，锡和银的合金比例加大（占40%左右）使镜面显得特别亮洁而泛现白光泽，映影十分清晰。造型上既端重厚实，又精致玲珑，形状不一，有葵花、菱花、方形、六角、八角、亚形等式样。装饰上自由活泼，大方美观，趋于世俗，寓有吉祥富贵和向往仙山琼阁的审美观念，有凤凰、天鹅、鸳鸯、喜鹊、珍鸟、狮子、天马、白鹿、云龙、海兽、牡丹、莲荷、葡萄、花束以及嫦娥奔月、王子晋吹箫引风、仙人、月宫等珍禽异兽、花鸟虫鱼、神话传说，无所不有，丰富多彩，斑斓瑰丽，正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繁荣昌盛蒸蒸日上的景象。唐以后的五代只经历了半个世纪，在艺术上可以说是唐代的遗风。这时很少有新镜问世，民间多沿用唐镜，即使铸制新镜也见不到特色了。


   宋代在经济和科学技术上有较大的进步，反映在铜镜工艺发展上又出现了一个高潮。但由于铜的产量所限，宋朝铜禁比较严，加上铜镜的用量大，故而宋镜铸造得比较薄，合金工艺赶不上唐代。然而，它的进步主要表现在装饰艺术上。当然，装饰艺术与审美观也有密切的关系，宋代世俗地主阶级、士大夫阶层经过唐代繁华的社会之后，他们的审美转向了对山水花鸟的自然界，这是宋代美术上山水花鸟画勃起的主要原因。这种美学情趣很自然的就反映在铜镜的装饰艺术上了。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宋镜的装饰题材中多为写生画的缠枝花草、鸟兽鱼虫、山水楼台、小桥流水人家以及陶醉在自然美中的“隐居”者。这些题材往往用精细的浮雕，追求真实的美感表现出来，毫无神秘的气氛，犹如从社会生活或自然界录下的一个个镜头，或说是画家一幅幅写生画。这样的装饰，是中国铜镜艺术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显示了强烈的时代感。我们还可以看到宋镜的特点，在镜的造型上多样，特别是带柄镜已大量出现。有的镜上铸有印记、铸镜作坊、年月、姓名和州县检查官记等，表明宋代不仅有官办铸镜作坊，而且民间铸镜作坊也很多。元明时代的铜镜沿用宋镜风格，不但没有发展而且趋于衰退，可以说是中国铜镜发展史上的尾声。特别是明代铜镜装饰十分粗糙，而且把以钮为中心的圆形图案改造成为分上下左右关系的进深画面了。题材中除一部分平面高浮雕的亭阁人物之外，大量是素面铸字，如“长命富贵”、“福禄祥祯”等。到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玻璃的普遍使用，铜镜就失去了实用价值，一般用于避邪，称为压胜镜，其艺术价值就谈不上了。


二、铜镜价值

   铜镜是照面饰容的日常用具，又是精美的工艺品。它铸造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富，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遗产的珍品。铜镜的背面装饰着各种花纹和铭文。这些纹饰和铭文的产生与流行，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及时代风尚有一定的关系。由于镜背面积小，纹饰所选用的题材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古代社会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铜镜在考古学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我国古代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铜镜有着各自特征，它又成为古代墓葬中断代大标准器之一。
铜镜仿古作伪

一、仿古作伪

   在中国古代铜镜的鉴定工作中，识别仿古镜是一个重要方面，特别是一些仿古镜仿得逼真，鉴别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目前在我国各地收藏的铜镜中仿古镜有一定数量，而且这方面很少有人研究。值得庆幸的是已故的文物鉴定专家程长新先生在其专著《铜镜鉴赏》中特辟专章予以探讨。他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识别仿古镜有极大的帮助。

   识别仿古镜首先要了解仿镜的类型、仿镜的时代，特别是找出不同时代仿镜的特征和规律。


二、仿镜的时代

   所谓仿镜的时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我国什么时候开始制作仿古镜？二是仿镜中仿制哪些时代的镜子？
   一种意见认为：铜镜仿古是从唐代开始，宋以后宫廷、民间仿古镜盛行，各种样式的镜均仿。一种意见认为：仿古镜始于宋代，唐代不仿汉镜，仿汉镜是从宋代开始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宋并不仿汉镜，过去一直认为的许多宋仿汉镜实际上是明代仿镜。

   仅从仿镜的时代来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见研究、识别仿制镜，对于广大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来说，实属当务之急，因它涉及到鉴定、收藏、征购、出售等多方面，必须谨慎从事。




三、仿制的手法

   从目前所知，仿镜不外乎两种方法，一是用早期镜直接翻模，二是用摹本仿照制模，前者方法简单，制作容易，识别起来，说易也易，说难也有一定难度。因为原镜花纹、铭文清晰、线条流畅，而直接翻模镜，虽然镜型相同，但往往纹饰、铭文模糊，线条不流畅，显得板滞。一眼望去，感觉便不一样，容易鉴别。但是的确有些真镜，由于年代久远，制作不精，铭文、纹饰也较模糊，而一些仿镜也仿得不错，因些仅用这些标准确定仿镜是不易的。在镜型、纹饰、铭文相同的情况下，还需注意铜镜的铜质、镜体厚重。

   用原镜作摹本仿照制模的情况就复杂一些了。至少有两种情况，一是完全按照原镜纹饰图案、铭文仿刻于模范上，铸成的铜镜虽然型有异，但铭文、纹饰大同小异，需要加以比较、确定是否仿镜。二是虽然以原镜为摹本但铸镜匠师又加刻纹饰和铭辞，铸出来的镜子有的纹饰与铭辞时代不合，如明明是汉镜却加上明代镜中常见的铭辞；有的形制与纹饰不等。只要稍为熟悉中国铜镜，这类镜子倒容易识别。




四、仿镜的类型

   各个时代仿镜的类型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种类型的镜子，不同时代仿制也有侧重点。


唐代仿镜：

   唐代是否有仿镜？尚有不同看法。程长新先生曾说，见唐仿汉镜。此外《陕西省出土铜镜》中曾有二面墓出土的仿汉镜，如果墓碑葬的时代不误，那么这二面铜镜应是可靠的唐仿汉镜。


宋代仿镜：

   前面已经提到，有人认为宋不仿汉镜，也有人认为宋已仿汉镜，但主要是仿唐镜。根据目前所见资料，宋代确已仿汉唐铜镜。

仿汉镜：日光镜、昭明镜、清白镜、画像镜、规矩镜、龙虎镜。


金代仿镜：

   金代主要仿汉、唐、宋镜的图案。

仿汉镜：星云镜、四乳“家常富贵”镜、日光镜、昭明镜、规矩镜、四兽镜、画像镜、清白镜、龙虎镜。
仿唐镜：海兽葡萄镜最多。

仿宋镜：花卉镜、八卦镜、湖州无镜。



明清及民国时期仿镜：

   仿古风气极盛，宫廷民间均仿，各个时期的镜子都仿。

仿战国镜：日光镜、昭明镜、规矩镜、盘龙镜、龙虎镜、双凤镜、画像镜、蟠螭镜。

仿唐镜：海兽葡萄镜、花鸟镜、弯兽镜。

仿宋金镜：人物故事镜、湖州镜、双鱼镜、铭文镜。

   从以上各个时代仿镜的类型看，汉代的日光、昭明等铭文镜、规矩镜、画像镜、龙虎镜，唐代的海兽葡萄镜、瑞兽镜、花鸟镜，宋代的湖州镜、八卦镜等是后世仿制的重要镜类。其中汉代的日光、昭明镜几乎历代都仿。明确了各时代的仿镜，对于鉴别仿镜无疑划出了重点范围。

   不同的时代 ，铜镜具有不同的特点，都会受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习俗的影响。真镜如此，仿镜又怎样呢？我们认为仿镜虽然具有真镜的特点，但毕竟不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必然或多或少地显露出仿镜所处时代的某些特征，总结不同的时代的仿镜特征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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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时代仿镜的特征
我们认为要掌握各时代仿镜的特征最重要的还是发解各时代铜镜的特点，即形制、纹饰、铭文、铜质等方面。有关这些前面已经阐明，不必重复。这里还需强调几个重要特征。

   铜质有别。由于宋以后是我国铜镜合金成分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含锡量明显地减少，含铅量增多，锌的比例也加大。因此铜质、色泽均有变化。这应是辨别仿古镜与真镜的一个重要方面。

   宋仿镜质地不如汉唐镜。质较软，黄铜质，黄中闪红。金仿镜一般比仿宋镜铜质略泛黄。明清宫廷仿镜虽然是黄铜质的，但明仿镜黄中闪白，清仿镜黄中闪黄。

   品相有异。合金成分的变化，带来的质地和色泽的不同，也必然影响到铜镜的优劣。宋金信镜铜质粗糙，纹饰模糊，线条粗放，显得板滞。明清仿镜纹饰远不如汉唐精致，也汪如宋镜，这与日月明清仿镜含锡量大大减速低，含锌量大幅度增加有关。当然明清仿镜也有很好的。

   形制不同。铜镜虽然一般不大，镜背面积小，但在这一小块天地中，各时代的匠师在纹饰、铭文、外形、划分纹饰的圈带、边缘、钮、钮座等各个方面花样翻新、极尽变化。我们对比不同时代的各部位的特征，掌握哪怕是微小的变化，也是区分真镜与仿镜的重要方面。仅举几例：宋仿唐菱花形、葵花形镜，唐代此类镜均为入出形，而宋代多六出形，即使是八出形，唐宋弧边曲度也不尽相同。

金代仿镜中，不管仿哪能个朝代，如果有錾刻的官府检验的文字和画押，便极易辨明。

明清仿镜镜缘直齐、棱角分明。钮的差别较大。明代银锭钮居多，明清钮顶平且面积比宋元仿镜大得多，还多在平顶上铸出铭文。

   增加内容。前面已提到，在用原镜摹本仿照制模时，当时匠师又加上一些纹饰和铭辞。据我们看到的一些资料，所增加的，图纹和铭铭文在内容及形式上，虽然随意性很强，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律，但从许多仿制镜增加的内容看，增加铭文的占绝大多数，而这些后加的铭文，最多的又是那些铸镜作坊、店铺和匠师的名号，极少数应是铜镜使用者的姓名。

   从增加铭文所在位置看，大致有几种不同的情况，视原镜的纹饰内容而定。原镜只有纹样没有铭文的，增加的铭文多在纹的一处或二处地方，压住了原纹饰的一部分。原镜内区为纹饰外区为铭文的，增加的图文有的放在纹饰内。原镜没有纹饰仅有铭文的，如果是单圈带铭文镜，增加的铭文则加在原铭文圈带中，如果是二周圈铭文的，增加的铭文一般加在外圈铭文中。

   粗略地统计一下，增加的铭文有：宫、陈、孙、笪、曹、李、吕、赵、马、祁家、曹铺、孔记、吕造、马青、鲁家造、张家造、李泰山造、李铺青铜、假充李镜真乃猪狗、祁家包换青铜、谢少塘造包换青铜等。

   这些增加的内容，有的极明显，有的则比较隐蔽，本来镜子是一个平面，面积不大，可一览无遗，但有时因纹饰复杂和模糊，未深加注意，以至某些重要的著录中也出现失误，将后增加内容的仿制镜子定为原时代镜子。



六、薄弱环节

   在对铜镜进行鉴别、欣赏和学习这方面知识的时候，广大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和铜镜爱好者，乃至于研究铜镜的专家，都不约而同地感到：战国汉唐镜倒好办，难就难在五代以后的镜子了，正是“辨古容易辨近难”。其它的文物鉴定是否有这种情况，我们不愿妄加评论，铜镜领域的的确确存在着这个问题。

   长期以来，古玩收藏家嗜好汉唐镜，提起铜镜必夸汉唐，一是当时对战国镜识别不够，二是对宋以后镜又重视不够，即使入藏，分析研究都差。此风一经形成，影响至今，直到现在才引起学者们的重视。著名学者李学勤说得对：“古镜发展的后一半历史半明半暗，许多疑难说不清楚。”

   另一方面，近40年来，汉唐古墓出土了许多铜镜，资料可靠，研究较多，因此汉唐镜，特别是汉镜的分期、类型、发展序列基本清楚，下一步的工作是深入研究了。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许多文博单位、文物商店以及文物市场上属于这段时期的镜子还较多，因时代不能确定，也不好公诸于世。中国铜镜发展史上这后一半“半暗半明”的历史，什么时候能明晰呢？从整理中国文化遗产，加强学术研究来说，从现实收藏、整理、征集等工作需要来说，加强宋及以后铜镜的研究、鉴定确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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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鉴赏秘要
一、古钱币常见作伪方法



1、翻铸法。

   此种方法以真钱原品做模型伪造。浇铸铜水多为古代铜钱或铜镜溶化而成，因此翻铸铜质仍为青铜或红铜。由于热涨冷缩缘故，以本钱翻钱要小于本钱，即翻铸小一匝。此种伪钱上市极多，有的几可乱真。



2、改刻法。

   选择旧铜钱较厚的的磨去原有文字，改刻另一种稀见品来伪造。此种伪造品为数不少。如五铢改刻为太清丰乐，小货泉改刻为永光景和等。还有选择铜钱文制模糊的添刻文字或星月，如改刻半两为两两或半半，改刻五铢为五五或铢铢。用种种办法标新立异。




3、粘合拼接法。

   此种方法多用于连泉、合背、同文钱。取相同品两至数枚，磨去没钱的一部分，粘合拼接，即成连泉、合背或同文钱。还有磨去二个旧钱的背，拼合起来成为两面文字。



4、色泽作旧法。

   出土古钱历经百年地下腐蚀，有的满身翠绿、有的红、绿、黄、白，斑斑驳驳，钱币界称为“生坑锈”。传世的古钱由于长久玩赏，油汗入表，钱体呈黄褐或褐色。作伪者为取得“生坑”、“传世古”的表面效果，便在伪钱色泽上作旧。常见的方法如下：


   一是伪造绿色。因为出土的古钱都有绿锈，所以伪造古钱施以绿锈，方能逼真，伪造绿锈的方法有七种：（1）将伪造的钱埋入土中，经过二三年后取出来，就有满身绿颜色的锈了；（2）将伪造的钱币浸以盐酸或醋酸，再埋入土中，经过一年半载后取出来，就有满身的绿锈了；（3）用胶水调以绿色粉末，涂在钱上，便成为一种类似硬绿的锈（4）用松香调以绿色粉末，涂在伪钱上，便成为了一种类似硬绿的绣；（5）用绿色瓷漆涂上伪钱，经过一年半载，瓷漆干燥坚硬，颇似硬绿绣；（6）用真的铜锈粘在伪品上，这样看上去硬绿满身；（7）将钱浸在醋中，加入硫酸铜。


   二是伪造红锈方法。出土的古钱也有生红锈的，伪造红锈的方法有四种：（1）将造成的伪钱用火烧煅使透，浸入冷水，便带红色的锈；再浸以盐酸或醋酸，埋入土中，经过一年半载取出来，便有红绿锈色，颇似出土古钱了；（2）用胶水调以红色粉末，也能造成红绿锈色；（3）用松香调以红色与绿色，同涂在伪钱上面，便成了红绿锈；（4）用红色瓷漆与绿色瓷漆调涂伪钱上面也能造成红绿锈。


   三是伪造传世古法。流传数代王朝没有入土的古钱，钱面往往有一种黑褐色，这种颜色称为传世古。作伪者伪造这种颜色的方法通常有下述两种；（1）将伪钱用火煅烧，取出后使冷，钱的表面上便发生黑色，再放衣带裹之，经过一年半载，色泽光润，便与真钱相似；（2）将伪钱用盐酸或硫酸浸一二日，取出便现黑色，再裹入衣带一年半载，色泽渐发光润，与传世古钱相同。



二、古钱时代风格鉴别

1、先秦钱币风格。

   先秦时期，货币以刀、布、圆钱、蚁鼻钱（又称鬼脸钱）等为主。大部分的刀、布币币身极薄（部分地区釿布、戈邑方足布、即墨小刀等的币身较厚），刀币的浇口在首端。刀、布的浇口及边缘常有浇铸时挤出范外的多铜，因未加磨琢而呈自然状态。有些伪造的刀、布币边缘被挫磨光滑，实际上是画蛇添足，暴露了伪造痕迹。大部分刀、布币的文字是用刀刻在泥模上铸成的，其笔画是一刀而成，绝不致窜，甚至还看得出落刀与收刀的形迹。这种战国文字书法流畅隽秀，前后相贯，生动自然，而伪造者由于对战国文字缺乏深入研究，故有些伪品字画呆滞，笔意全失。由于战国文字较难模仿，因此，伪造者每获真钱，即有以翻铸赝品。这种翻铸的伪钱比较难于识别，然而通过认真观察，可以发现翻铸的伪钱一般较厚重，铜质也粗。当然，这类伪钱中也有铸得极精的，这就必须细心观察整个钱的外表及其锈片的真伪，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2、两汉钱币风格。

   汉武帝时的三铢通行时间不长，存世也少。伪造者取五铢改刻，但三铢比普通五铢轻小，“铢”字写法也与五铢有明显不同，易于识别。也有以钱翻铸的伪品，但能乱真者少。汉代的普通半两、五铢钱存世较多，目前所见伪品几乎都是半两、五铢中的特殊品，如“两两”、“五五”等（实际上确有当时错范或戏铸的真品）。伪造者一般采用真钱改刻的方法，也有翻砂而成的，如伪钱“五五”、“平平五铢”但翻造不精，肉质粗糙。新莽朝的铸钱工艺非常讲究，向称铸钱好手，但仔细观察，王莽钱也有精细之分。拿著名的六泉十布来说，有轮廓斜削、笔画细挺、制作特别精美的；也有文字平夷、制作较逊的。十布又有通穿（即圆穿与首端间有中线者）与不通穿二种。从整体上来讲，当时的钱文以悬针篆为主，其笔画之流畅峻削，布局之匀称得体，皆臻上乘。六泉十布中除大、小泉及大布外，伪品较多。有未见真钱，仅按旧谱翻造的“幼泉二十”伪钱，制作粗劣，容易识别；也有取旧钱改制的“壮泉四十”伪钱；还有照真钱翻铸的，这种伪钱虽较精致，但与真品相比，文字缺乏生气，终能识别。新莽朝的大泉五十虽无人作伪，但一些特殊品如大泉五铢等亦有伪品。真的大泉五铢是当时铸的改范钱，原来的“十”字犹隐约可见；还有一种大泉五十背有吉语，如“长乐未央”等，文字书法生动有致，非作伪者所能摹仿，但极少见。

3、魏晋南北朝钱币风格。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钱币种类较多，在钱文上已打破了铢两相称的习惯，出现了一些国号钱、年号钱及古语钱，如“丰货”、 “汉兴”、“凉造新泉”、“大夏真兴”、“永光”、“景和”、“天清丰乐”等等。这一类钱由于奇货可居，伪造也多。“ 丰货”钱的铸工较差，但文字苍劲古拙，伪品则貌似而神异，真伪易对照。“汉兴”、“永光”、“景和”的直径在1.55至1. 7厘米之间，“凉造新泉”、“天清丰乐”的直径在2至2.2厘米之间，“大夏真兴”的直径在2.2至2.3厘米之间，若发现直径大于此者，基本上都是伪钱。“汉兴”有直接横读两种，文字亦有篆隶之分。“永光”、“景和”极为少见，解放以来未见有新的出土，且钱小穿大，容易破损毁灭，故现存精美完好者屈指可数；两者以“永光”尤为难得，伪造者常以六朝五铢改制，但形制、文字面目皆非。“凉造新泉”的文字瘦小端正自成风格，可惜笔画间常残留流铜，钱文不甚清晰。若发现特别清晰规整的“凉造新泉”，倒要细心观察，看看它究竟是否真品。北魏“太和五铢”以生坑为多，而伪品则多数做成熟坑（这非说凡熟坑的太和五铢都是伪品）。凡是传世流行的古钱，不论是携带或收藏，都是用绳索穿起来的，经过长时间的摩擦，钱的两面都一平如镜，若是人为的熟旧，往往字口轮廓磨塌，文字失去精神。

4、唐代钱币风格。

   唐代货币以开元钱为主。初唐开元大型精美，会昌开元铸工较为粗糙，其背文有“昌”、“京”、“洛”、“益”、“荆” 、“襄”、“蓝”、“越”、“宣”、“洪”、“潭”、“究”、“润”、“鄂”、“平”、“兴”、“梁”、“广”、“梓 ”、“福”、“桂”、“丹”、“永”等23种。背“永”字者最少，“永”字有穿上、穿下及大小之分，但文字多臃肿而平夷，精美者少。伪造者有取背文模糊的会昌开元改刻成永字开元，故鉴别时要留心观察“永”字周围有无刀刻痕迹，若系翻造者又当别论。会昌开元的背文系开铸前用小戳子打印在模上，上下左右位置并不严格固定，有时凸出钱面甚多。此外，尚有背文打印不清或一时不能确释的会昌开元，但确是真品，非改刻伪铸者。唐代的大历、建中钱存世也较少，亦有伪造，但摹仿逼真的尚不多见。大历、建中钱的制作不及初唐开元。大刀钱尚有大型精美者，建中钱多数薄肉小样，大型厚肉的极少。

5、五代钱币风格。

   五代时各地割据政权纷纷设炉铸钱，种类庞杂，由于连年征战，当局者为了应付财政困难，或铸大钱，或铸铁、铅和低质合金钱，故五代时大钱多、铁钱多、铅钱多，制作精粗不一。如后晋时“天福元宝”大多薄小寙劣，制作粗糙；后周的“周元通宝 ”却精美异常，于初唐开元相似。凡“周元通宝”大钱及小平背有龙凤、佛像、公鸡等图案者，皆系后代仿制，决非当时的行用品。又同时马殷的“乾封泉宝”大铁钱，其间精粗相差特别大。“乾封泉宝”大铜钱传世极少，所见伪钱文字过分造作，反失生趣，仔细分辨即能看出真伪。

6、宋代钱币风格。

   宋代钱币一般是每换一次年号就新铸一种钱，其铸量、种类之多，为历朝罕有。两宋300年间，通行以小平及折二钱为主，间亦行用大钱，其轮廓、大小都有一定标准。自南宋淳熙七年开始，钱背以数字纪年，钱文书体也逐渐以宋体为主。总的来讲，两宋钱币的铸工考究，徽宗时期尤为突出，独创一格的瘦金体见于钱文，秀纤的书法配以精湛的铸工。常使伪制品相形见拙。宋钱的另一个特征就是版别多，如宣和、政和共有数百种版别。南宋的嘉定铁钱除大小不同外，又红又专有通宝、元宝、重宝、新宝、永宝、真宝、珍宝、正宝、之宝、万宝等10余种，而背文以有纪地、纪年、纪值的区别，历朝以来，实属创见。普通宋钱无人伪造，而康定、至和重宝背坊、虢，圣宋通宝、靖康等品种的伪钱较多，凡遇到这类钱币时必须慎重对待，要仔细观察有否做伪痕迹，是否与大量的普通宋钱形制相合，南宋的临安府钱牌有三种式样；一种是上下圆角；另一种是上下方角；第三种是上圆下方。清代仿造者取其钱翻砂，制成的赝品几能乱真，唯锈色、色浆不及，个别字文走形。

7、辽代钱币风格。

   辽代钱币有其特殊的风格，钱文旋读，字含八分，笔意古拙，铜色较红。从辽代的天显到辽宋的天庆，近一二百年间，钱文、形制均一脉相承，这说明辽代铸钱有明显的传统性。辽代早期钱币如天显、应历、保宁、统和等存世极少，伪造者无从觅得蓝本，故伪钱亦少。有一种统和元宝伪品，与辽代风格相去甚远，亦易识别。

8、金代钱币风格。

   金代钱币向以精美著称，这与金人掌握了宋陕西炉的铸钱技术力量有关。金代的泰和通宝揩书大钱极为难得，数十年来，只发现二种版别，其书体甚佳，轮廓、文字略有肥瘦之分。曾见一种模仿细字版的伪钱铸得较好，显系用真钱翻铸而成，但为了掩盖新铸痕迹，外轮被敲击变形。小平楷书泰和通宝多数为白铜质地，亦甚难得；篆文的泰和小平钱未见真品；篆文折三泰和确有真品，然存世极罕；承安宝货铜钱未见真品。

9、元代钱币风格。

   元代通行纸钞，早期钱币除蒙文大元及至大通宝外，铸额均少。有些年号仅有庙宇钱传世，这种庙宇小钱不作货币行用，旧称供养钱。元末的至正权钞币值愈大（即钱形愈大），面背错范没有对准所致，造成文字和轮廓都倾于一边的现象，但出于自然，无造作气。其背文笔画较繁，含糊不清者居多，伪造者常用真钱翻铸，由于翻造不精，背文模糊，与真者大相径庭。也有一种伪品虽刻意摹仿，背文特别清晰，同样失去原钱雄浑自然的风貌。历朝铸钱除特使情况外，铸量以千、万贯计，必然是熟练工人才能胜任，他们按工序放手操作，不若作伪者肆意模仿，顾此失彼，弄巧成拙。元末农民起义军的钱币如天启、天定、天佑、龙凤等，不仅书体极佳，铸造亦精。大义通宝的铸工不及以上四种，故有“精天定，滥大义”之称。大义通宝偶而也有精美者，但为数极少。以上五种都有伪品，其中最多的要推天启和龙凤。有一种天启通宝伪钱是取天定通宝改“定”作“启” 而成，伪劣品的“天”、“通”、“宝”三字与“启”字有明显的不协调感。

10、明代钱币风格。

   明代钱币，早期与后期的文字、形制都不相同。早期狭轮，文字挺秀；后期外轮变宽，钱文以宋体为主。明初的大中、洪武钱为早期风格的代表，当时各局均有铸造，分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等五式，版别较多，如“通”字就有单、双点之分，背有纪值、纪地及光背等数种，各地所铸的钱文自成系统，书体各不相同，存世多寡悬殊。伪造者有取常见的浙、豫版改成稀少的京、济、鄂版，以致面背文字不符，暴露了弱点，如伪钱大中通宝背十挂的面文就完全是浙版的字体。又如伪钱天顺通宝是取明末的大顺通宝改铸而成，天顺在弘治之前，属明代的早中期，不应出现明末的钱风，明代实际上没有铸过天顺通宝。明代钱文为避朱元璋的“元”字讳。一律称通宝，且直读（即通宝二字在右、左方）；延至清代，钱文仍以直读通宝为主。直至咸丰发行大钱时有恢复了元宝、重宝之称。



三、古钱的铜质铜色鉴别

   古钱的铜质主要有紫铜、青铜、黄铜、白铜等数种。紫铜的含铜量最高，一般在90%以上，颜色紫红。青铜属铜锡铅合金，其颜色有深红、淡红或水红、青白、微黄等种。黄铜指铜锌合金，其色有淡黄、金黄之分。白铜指铜 合金，多见于近代机制币。有一些铜色银白的方孔古钱，习惯上也称为白铜钱，但实际上并不含 或含 很少。它仍是一种青铜，只是铅锡的成分较多而引起了铜色的变化，为了尊重习惯及鉴别上的便利起见，现仍称为白铜钱。由于各个历史时期各地的铸钱方法、铜矿资源、成分配给都不相同，所以古钱的铜质铜色也有较大的差异。古钱的成反一般采取化学分析的方法来获得，但这种破坏性试验对古钱鉴定来讲并无实际意义，所以古钱的铜色在鉴定上显得更为重要。先秦圆钱的铜色深红，接近紫铜。刀布币的铜色多呈淡红。先秦钱币的另一特点是币身较薄，伪造者常渗入过多的铅以增加铜熔液的流动性，这种伪品铜色暗红，质软易变形。半两及五铢的铸期较长，铜色也深浅不同。凡传世日久的太和五铢，铜质裸露，其色深红，且质地极为细腻，表面几乎找不到砂眼气孔。一种大字版的金旁略低，伪品的铜色较淡，且铜质也粗。五代时的天德重宝铜色微带青白。天策符宝传世品表面常有一层黑色的氧化层，内部铜质多呈水红。永安一百、永安一千铜色微黄，南唐钱币的铜色也多数偏黄。北宋早期铁母如宋元、太平等铜色淡黄或微黄，后期铁母如绍圣、圣宋、大观等铜色较深，而宣和、靖康、建炎小平铁母多属白铜。建炎重宝颜色深红，南宋铁母的铜色多数偏黄。辽钱铜色深红或紫红。西复钱铜色水红。元钱铜色深红及浅红者多，而寺观供养钱也有偏黄者。嘉靖之前铸钱用青铜，嘉靖之后则多用黄铜，着与掌握了锌的提炼技术有关。明清雕母（祖钱）铜色以金黄为主。清代新疆铸钱用紫铜，故称新疆红钱。咸丰宝福局钱为紫铜质，但宝福局阔缘红铜质，咸丰重宝当百大钱、背外缘外重五两者属伪品，真品存世仅5枚左右，铜色有暗黄及深红二种，外缘宽度与普通当百大钱同。一说宝福局大钱用铜炮材铸成，铜色深浅不同，但主要是淡红色的铜。小平铁母及部分当十当二十样钱以白铜铸成。咸丰宝河、宝陕当五百、当千大钱为紫铜质，当十至当百大钱为黄铜质，而黄铜的宝陕当千大钱则属伪品，宝泉、宝源及宝巩的当五百、五千大钱有黄铜、紫铜二种。咸丰满汉文浙字钱铜色微带金黄，且铜质细密，书体凝重，伪品钱文为普通楷书，铜色淡黄，铜质也粗。以上列举部分古钱的铜色，但不包括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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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钱币形制鉴别
在钱币的形制中，钱文字体较多地表现了时代的一致性。每种钱币文字各有特征，但它总还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字，有时代共性。这一规律，也可作为鉴定依据之一。鉴定一个钱币字体对不对，首先看它是否合于时代特点，第二步才看它是否合于本品种的特点。比如，有的“东周”“西周”圜钱，钱文是小篆体，也有“ 化”钱文为小篆体，显然都是伪品。小篆体是秦统一后“书同文字”，才推广到全国的，战国时的两周钱文应具三晋两周金文的基本写法； 化钱文应有齐文字的特征。又如，宋代钱文有“方头通”，明清钱文也有“方头通”，但方的程度不同，有一个从不太方到很方的变化过程。一枚钱币上的字，同出于一人之手，应该彼此协调一致。用拼合法造的伪币，很难做到这点。有人用南明桂王的永历钱改成唐太宗时的大历钱，两种字体差距相距数百年，作法再精也能辨别出来。

   各时期的铸钱，或出于需要，或出于规定而形成一些特定的现象。如齐的刀币为保护钱文而把轮廓铸得较高，背中间有一高点。没有这一特点，多半是伪品。又如唐代的乾封泉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五代十国的保大元宝，钱文应旋读，钱文对读必假，因为 “制不类”。同一币形，先后也有变化。燕的明刀币，前期弧背，刀把上的二竖道不上侵，到刀把根部为止，明字长而狭。后期明刀币磬折形，把上的二竖道上侵道刀身，明字多偏。明字狭长，身形磬折，或明字扁圆而身形弧背，必为伪品，因字形不符。

   星、月、决纹、出纹等记号，也是古钱形制特点值得注意的地方。钱币上铸星月等记号，是当时人有意的制作。铸星始于秦半两钱，铸月形、四决纹从西汉五铢钱开始。铸四出纹从东汉五铢钱开始，星、月一直到明代崇祯钱上还有，隋代以后已不具有四出纹钱，四决纹似乎未出东汉。这些记号在五铢钱上表现得最多样。试以五铢钱为例；独汉武帝时的赤仄五铢上铸过半菱纹，武帝五铢钱开始铸上、下半星，至王莽钱止
。
   西汉五铢有面四决纹，至王莽钱止，从至今钱币出土上看，东汉时已无此制。背四决纹开始于王莽时的“大泉五十”，西汉尚无此制。西汉五铢、王莽钱无月纹，东汉明帝至灵帝五铢钱已有月纹，但不多见。凡不符合上述情况者，多为假钱。



五、纸币鉴别

   真钞纸张都是专门制造的，所用的原料和造纸技术都与普通纸不同，纸张坚韧耐磨，挺度好。为了防伪，在造纸过程中还采用一些办法使纸张具有某些特征，如水印纹，纸张内放有彩色纤维及安全线等，这就明显地区别于其他纸张。假钞用纸是普通纸，不结实，挺度差，长期使用易断裂，一般不具有真钞纸的防伪特征，即使有的伪钞仿制了这些特征，也是可以看出来的。

   真钞的油墨都是由专门的研究和生产部门在保密情况下调制的，色泽纯正美观，具有很好的印刷适应性。在油墨的调制中还加有某些物质，比如磁性介质材料，成为磁性油墨（美钞正面凹印部位黑色油墨就是磁性油墨），含有荧光物质，成为荧光油墨（港币钞票局部位置上就是采用荧光油墨）等等。伪造者不知道真钞上的油墨配方，都是选择市场上卖的普通油墨，质量差，复制出的颜色不佳，只能近似真钞。如果将真假钞一对比，就会看出颜色是不一样的。有的假钞也具有荧光油墨，但与真钞相比是不同的。

   真钞的印刷一般是采用凹印与胶印相结合的方法，票面上主要图案、面额数字等部位多用凹印。有手工刻板和机器刻板，印制的图像墨层厚，有较强的光泽，线条精细，层次分明，凹印部位的油墨用手摸有凸起感。假钞一般都是通过照像制版胶印的（平版印刷），不具有真钞雕刻凹版印刷的特点，线纹油墨不凸起，手感平滑。真钞的底纹图案一般多用胶印，由于应用高性能专用印刷机和先进的工艺，胶印的花纹图案和社会上普通胶印图案是不同的，线纹精细，颜色复杂，看上去彩色绚丽，变化万千。假钞是照相制版，真钞上的细线纹有的照不清楚，票面有线纹空白或断线，显得发白。比如美元假钞正面人像面部线条粗糙，光亮处虚线看不清楚，光暗处线条又太粗，显得过黑。从总体上看，假钞的印制质量远不如真钞，有的假钞仿制较精，有一定欺骗性，但有经验的鉴别员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鉴别真伪钞一般使用比较法。有比较才能鉴别。首先我们要熟悉真钞的特点。另外也要了解伪钞的一般特点，经过比较就能识别伪钞。比较就是对比纸张、水印、图案、颜色、凹印线纹油墨的凸起感，防伪标志等。由于伪钞的仿真能力不同，在它仿真能力最弱的一个方面识别它和真钞的不同，再进一步识别其他不同点，就可剥其全部伪装。在检查钞票时，一般是通过手摸和眼看同时进行的，手摸主要是摸纸张，因为纸张有与一般纸张不同的质感和手感，眼看主要是看人像（或主景）特点，因为钞票一般都是凹版印刷，人像（或主景）线条精细清晰，有层次感。

金银器鉴赏秘要

金与银都属于稀有的贵重金属。它们具有美丽的光泽，质地柔软，易于加工，因而成为工艺匠人最受欢迎的加工材料。与其他材料相比，这种易于加工的特点，使金银器还能够加工改制、花样翻新，从而形成多种形式的金银制品。比如，我们可以按已所好，将一条金链再加工改制，以形成项圈、手镯或戒指、耳环等其他所需饰品。但另一方面，由于金银质软，其制品便容易在挤压或碰撞后变形或损坏。此外，与其他一般金属材料比，金、银又都具有耐大气氧化和腐蚀的特性，可以历经千年，都仍然新亮如初。所以不少金银制品历代相传，成为传世之宝。特别是黄金，这种特性更佳，既不会锈蚀，又不易失去光泽。与金相比，银的这种性能则稍差。潮湿的臭氧会使银表面氧化，这是我们所见到的，银制品使用或搁置时久了，其色泽会由白亮转达为灰或黑色的原因。另外，银抗硫化物腐蚀的特性也不及金。

   金银器的真伪鉴别，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其材料质地的鉴别，二是对其制造年代的鉴别。

   根据现在的科学技术手段，对金、银器质地的鉴别已能做出比较精确的测定。比如器物金银含量的成色测定，对金银器内所含其他金属的成分及其含量的测定，甚至对一件金银器不同部位的金银含量，亦能分别做出测定。如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金器，经测定。其含金量均在85%以上，并含有少量银和微量铜。又如浙江龙游县石佛乡出土的明代金杯，其上部含金量为73%，足与把含金量却只有60%，此外，其足为空足，为使金杯内盛放液体后，不至于重心不稳，空足内还加铁以配重。再如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的银器，经测定，含银量为66.10% ，铜27.8%，锡、铅各2.5%。这种银铜合金，具有银铜共晶组织最低熔点。由此可知，当时对银铜合金已有较深刻的认识。


   对金银器的材料质地的鉴别，从经验，亦积累了一些简便易行的方法。

（1）金的密度大一般说来，对于相同体积的金属品，金制品要重得多，太轻的制品必是伪品。

（2）金银的硬度小，质地软，延展性强。若用金属物在金银制品上轻轻划试，一般留下凹痕的真品，留下划痕的是伪品。

（3）金、银的化学性质较稳定，特别是金，在空气中不易氧化，而铜铁制品均易氧化生锈。金在酸性液体中（如稀盐酸、硝酸等），其颜色不变，而铜制品只在触及硝酸，便会失去光泽。如是镀金，表层镀金容易脱落，不仅脱落部分易生锈，即使镀金表面也易被铜覆盖。


   当然，古代的金银器出土时，有些表层带有铜锈，特别是银制品。这种情况是由于金银器在出土前，接触过其他腐蚀的铜，如与铜器一起随葬，而沾染了铜锈。另一个原因，则是古代大多数银器的质地，是以含有一定成分的的铜合金，当铜氧化腐蚀后，便在银器上形成了铜锈覆盖层。不过这种情况，大多可以经过除锈垢处理，以复原器物的本来面目。此外，富有有经验的人，还可以通过器物的声音、味道，以及颜色、手感等，来辨别金银器的真伪。不过，这需要有长期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积累。


   金银器制造年代的鉴别难度大。现代科技手段对器物的质地鉴别已达到比较精确的程度，然而对器物的年代鉴别尚显得无能为力。主要还是依靠经验的积累，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套比较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


   一般说来，金银器年代的鉴别离不开器物铭文的研究，也离不开出土墓葬的年代确定和对器物形制、纹饰、制作技术的分析研究。相比较之下，器物铭文的研究是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依据。如果金银器上无铭文或款识，对其制造年代的确定是极为困难的。


   从中国金银器的发展看，唐代以前金银器上的铭文很少见。唐以后，特别是宋元以后，有铭文款识的金银显著增多。有些金银器上虽然没有铭文，但却可以通过同地伴出的其他形制相近的金银器上的铭文，间接进行年代推定。对出土墓葬的年代确定，无疑对于断定金银器的时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金银器本身具有传承性，可历经岁月，代代相传。因而，确定金银器的制造是否与入葬时间属同一时代，仍然需要其他证据来说明。研究器物的形制、纹饰、制造技术以及铭文等特征，应该说是使用最广泛的一种断定器物的年代的方法。因为每个时代的器物，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具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风格特征。


   一般讲，一件器物，其形制、纹制、甚至制造工艺和加工技术，应该是和谐统一的，与它所属的那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考古学文化中形成了一套普遍较适用，又比较科学的分析研究方法，用以断定器物的年代，即利用考古中同类器物的共存关系，经过细致的比较研究，找出某一时期，或某一时代的标准器物，这类器物基本上具备了同时期或同时代同类器物的共性特征，然后将出土的其他同类器物，与已经确定的标准器物进行对比，或同已知同类器物的特点相对照，从而是对器物的年代做出判断。


   在这方面工作得最有成效，并且已经能将同一时代不同时期的器物相互区别，并排出器物谱系的，是对古代陶器和青铜器的研究。但是迄今为止，对金银器这方面军的系统研究尚不成熟，主要是由于各时代金银器出土的总量少，而且出土分散、不集中，这给金银器的系统研究增加了难度。目前对金银器的研究最为细致，而又最富有成果的，当属对唐代金银研究。其研究成果，无疑为唐代金银器的分期断代奠定了坚实的基，同时也为日后对中国金银器的系统研究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此外，与伪造古代的铜、玉等器物不同的是，伪造金银器最常见的是在材料质地上作假，多是以谋取高额利润为目的。在年代上作伪者尚不多见，这也造成对金银器的年代鉴定工作，无论从理论上，抑或实践经验上都显不足，缺乏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和经验总结。尽管有经验的人，能够娴熟地根据器物的质地、声音、味道，以及颜色等来辨别直伪，或根据器物的造型、纹饰、铭文，以及成形和加工技术方法的时代特征来推断年代，但科学的研究，并把已知的成果、经验加以确定和系统总结，仍有待于将大量细致地工作和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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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观赏石种类与欣赏
1、太湖石。
   太湖石。又称贡石，久负盛名，它是一种被溶蚀后的石灰岩，以长江三角洲太湖地区的岩石为最佳。"漏、瘦、透、皱"几大特色是对太湖石的要求。


2、大理石。
   大理石既是一种建筑材料，又是很好的观赏石，它是一种变质岩石。大理石品种主要有云石、东北绿石和曲纹玉。


3、齐安石。
   产于湖北，与玉无辨，多红黄白色。其纹如人指上螺，精明可爱。


4、菊花石。
   菊花石是生长在280万年前早二迭世下部地层中的一种天然岩石。它是由天然的天青石（SrSO2）或异质同象的方解石（CaCO3）矿物构成花瓣，花瓣呈放射状对称分布组成白色花朵；花瓣中心由近似圆形的黑色燧石（SiO2）构成花蕊，活似天工制做之怒放盛开的菊花，故名菊花石。菊花石周围的基质岩石为灰岩或硅质砾石灰岩，灰岩中偶尔含有蜓类、蜿足类汉珊瑚化石，给菊花石增添了生命活力。菊花花瓣为多层状，具立体感。花朵大小不一，最大者直径30厘米，最小者3厘米，一般10厘米左右。花形各异，有绣球状、凤尾状、蝴蝶状等。白色晶莹的菊花，陪衬黑色基质岩石的底色，黑白分明，古色古香，偶尔点缀几个古生物化石，更显得生动奇特，故采来未加工的标本就颇受观赏石收藏家们的青睐，因它本身就是一幅天然美丽的图画；若以它精工雕琢成工艺品，更是锦上添花，精美绝伦。

   迄今为止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尚未发现有关菊花石的报导。我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出产菊花石的国家。我国湖南浏阳在300多年前就发现了这种珍稀的工艺原料，直至现在开发利用，是我国最早开发、雕琢菊花石的工艺品基地。1977年陕西地质工作者在陕西南部首次发现了与浏阳相同类型的菊花石原料，从此我国有了第二个菊花石原料基地。我国菊花石早已名扬四海，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评为"全球第一"美称，荣获金奖。


5、雨花石。
   雨花石最负盛名。历史上，雨花石就曾为人珍爱过。据说，宋代大诗人苏轼（东坡）最赏玩雨花石的鼻祖。苏东坡曾在齐安河上用饼换取小孩拾到的五彩石，回家后放在铜盆蓄养。由于东坡先生的倡导，觅石、购石、咏石成为长盛不衰的风尚，雨花石成为文人雅士不可缺少的玩物。明代著名书画家米万种任六合县县令时发现雨花石的玲珑可爱，自出高价，广收奇石，于是采石、卖石、藏石之风又盛。当时，不但文人雅士，即便是老百姓也卷了进去，六合出现了雨花石集市，卖石者往来六合、南京一带。陈继儒记载道："甲午八月，游秣陵〈南京〉，贾客以白瓷盎贮五色石以售之，索价甚高。"



   雨花石之美即美在质、色、形、纹的有机统一，世界上诸种观赏石以此四者比较，没有能超过雨花石的。

质，是指雨花石的质地。雨花石属石英的隐晶质，坚硬细腻，晶莹可爱。《六合志.石圃》中说雨花石"质超于玉"。

   色，指雨花石的色彩。其色彩丰富，在七彩之外。明代陈贞慧写雨花石的色彩："猩红黛绿，云桡不一。或为羊脂玉，或为蜀川锦，成为婴鹉紫，或为僧眼碧，或为鹅黄。朱者如美人睡痕，黑者如山猿怪瘿。文彩陆离，虽珊珠堆盘，琥珀映觞，无以加是。"

   形，指雨花石的形状。已故著名藏石家张轮远云："癖石之收藏家，常以石之面积大小轻重及其形状，分门别类而列之，颇足以助灵岩石之美观。"

   纹，指雨花石的纹路。张轮远云："文者，由于石质之表面，成其蕴藏。于视力可及之外，因点线交错，或众彩六合，或突起不平，且含有自然之规则，而成也。质言之，即石之文，皆有自然之规则。"各种形状的纹路同各式的色块交织，形成了诸种画面，令人叫绝。

   由于上述四者，雨花石在诸种观赏石中"出类拔萃"，独占鳌头。



二、 名石种类与欣赏


1、鸡血石。
   鸡血石为印材中的霸主，价值不低度于田黄石。鸡血石要求血色要活，红色处于其它颜色的地儿当中，要结合得界限，要像"渐融"的一样。其次红色要艳、要正、浅色不行，发暗要发褐也不行。再次，血色成片状，不能成点散状或线状、条状、最主要要求鸡血石地子温润无杂质，色纯净而柔和。最后是"藕纷地"、"芥麦地"或"牛角冻。"


2、田黄石。
   田黄石是目前印材中的珍稀、绝品石种。此石属叶蜡石，产自福建省州市寿山乡1000年前即有开采。至明、清两代。田黄石更称名于世。成为历朝帝王、达官显贵、文人墨客竞相搜求的宝物。相传，清初皇帝祭天，神案上每每要供上一方田黄石，寓其"福（福建）、寿（寿山）、皇（田黄）"吉祥之意。田黄石产在寿山溪涧旁的水田里，因其不像其他石种那样，可形成矿脉，往往是当地农民在耕田、掘地时偶尔得之，所以产量绝少。据1983年12月9日《羊城晚报》载，寿山乡几位农民在平整土地时，偶然挖到一块状如"蛤肉"、色似枇杷、质感细腻滑润、重达4.3斤的特大田黄石（按：田黄石以两计算大小，够两即为成材，超过1斤以上即为"田黄王"），实属价值无量的稀世之宝。历来鉴别石料以其"细、洁、润、腻、温、凝"石之"六德"为标准。在鉴别田黄石时，往往还要观其色泽。田黄石有桔皮黄，枇杷黄，鸡油黄、黄金黄、熟粟黄等色别，尤以桔皮黄为上品。此外，还有田白、田红、田黑、田绿数种。因田黄石弥足珍贵，历来不少古董商人及文物贩子，以各种黄石稍事加工而充之，殊不知田黄石存在着一种他石的没有的特征，即半透明状的石肌里，隐现萝卜纹，亦或叫"瓜瓤纹"，其色外浓而淡，间有红色水格纹，故有"无纹不成田"、"无格不称田"之说。


3、艾叶绿。
   产于福建、浙江、辽宁、石色如同艾叶般翠绿。艾叶绿是名贵上品，除质地温透精绝外，它的颜色更是浓艳鲜嫩，翠绿无比。辽宁产的艾叶绿是"最上品"。


4、青田石。
   产于浙江青田县。青田石的石性石质和寿山石不大相同。青田石是青色为基色主调，寿山石则红、黄、白数种颜色并存。青田石的名品有灯光冻、鱼脑冻、酱油冻、风门青、不景冻、薄荷冻、田墨、田白等。

古玉器鉴赏秘要

一、中国玉器源流


   中国从原始社会开始生产玉器，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形成了独立的专业，多集中于畿、都邑。自宋至清，苏州成为全国性的制玉中心。历代王室朝廷皆设有玉器作坊，进行生产。因玉硬度较高，加工时需要特殊的工具和方法，故加工过程大体有选料、画样、锯料、做坯、打钻、做细、光压、刻款等若干工序。仿古玉还要增加“致残”和“烧古”等工序。奴隶社会治玉以青铜工具为主。封建社会由青铜工具逐步变为钢铁工具。石英砂硬度高于玉，因此自古用于磨玉，又名“解玉砂”。当无齿锯前后推拉或鉈、钻旋转接触玉材时，放进用水调匀的石英砂，随工具运动而琢磨成器。玉器的造型、花纹都是靠这种方法制成。所以，先秦称琢玉，宋人称碾玉，今称碾琢，以示与雕刻、工艺有别。



中国玉器的艺术风格历史演变如下:

   在中国南方，良渚文化的大型玉璧和高矮不同的多节玉琮，标志着治玉工艺已与石器工艺开始分离。玉器造型较为复杂，已能碾琢阴线、阳线、平凸、隐起的几何形及动物形图案装饰，具有朴素稚拙的风格。商周时代的玉器以形象单纯、神态突出，多用双勾隐起的阳线装饰细部为其特征，并出现了俏色玉器。春秋战国时期玉器工艺有了广泛的发展，各诸侯国竞相碾治，精益求精。秦汉玉器与精雕细刻的春秋战国玉雕相比，在艺术风格上趋向雄浑豪放。汉玉隐起处常用细如毫发的阴线雕饰，有如古画上的游丝描一般刚劲有力，以弥补其立体感不强的弱点。这是汉玉技法上的一个特点，对后世玉器有着深刻影响。唐、宋玉器色如羊脂，光泽莹晶，质地精良，技术精湛，禽兽花卉的题材和玲珑剔透之器增多，写实能力大为提高，开始出现世俗化的倾向，在形神兼备上达到了极高的造诣。这与当时绘画、雕塑艺术的成熟有着密切的关系。元明清时期南北两地玉器普遍发展，是中国玉器史上极其光辉的时代。现存北海团城内的元代渎山大玉海，明汪兴祖墓出土的玉带板，朱翊钧墓出土的玉圭、玉带钩、玉盂、玉碗、玉壶、玉爵、玉佩等可以代表这时期玉器的特点。在继承宋代玉器特点的同时，出现加工粗放或碾琢繁琐的两种互相排斥的倾向。元明玉器还受到文人书画的影响，发展了碾琢文人诗词和写意山水画的玉器，也往往镌刻名家款识，追求文人高雅的情趣。清代乾隆时期的玉器因玉材丰富、皇家提倡和社会需要，技艺成熟达到空前的高峰。另外，中国维吾尔族的碾玉工艺富有地方色彩，是中华民族玉器艺术宝藏的组成部分。在后期封建社会仿古思潮影响下，以“返朴”为目标，追仿“汉玉”风格而生产的各式玉器，被称为仿古玉，这种玉器始于宋而盛于明清，有着自己特殊的美学价值，也是古代玉器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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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玉种类
玉圭：

   古玉器名。古代帝王、诸侯朝聘、祭祀、丧葬时所用的玉制礼器。为瑞信之物。长条形，上尖下方，也作“珪”。形制大小，因爵位及用途不同而异。《周礼·春官·典瑞》有大圭、镇圭、桓圭、信圭、躬圭、谷璧、蒲璧、四圭、裸圭之别。周代墓中常有发现。

玉笏：

   上朝时所执的玉制手板。即“珽”。《礼记·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注：“球，美玉也。”

镇圭：

   古代朝聘所用的信物，王执镇圭，为六端之一。也作“镇圭”。《周礼·春官·大宗伯》：“王执镇圭。”注：“镇，安也，所以安四方。镇圭者，盖以四镇之山为瑑饰，圭长尺有二寸。”

命圭：

   帝王授给大臣的玉圭。《左传》僖公十一年“赐晋侯命”注：“诸侯即位，天子赐之命圭为端。”《周礼·考工记·玉人》：“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五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

谷圭：

   古玉器名。古代诸侯，用以讲和或聘女的玉制礼器。又称“谷璧”。《周礼·春官·典瑞》：“谷圭以和难，以聘女。”注：“谷，善也，其饰若粟文然。”《考工记·玉人》：“谷圭七寸。”

圭璧：

   “圭”亦作“珪”。古代帝王、诸侯朝聘或祭祀时所执的玉器。《周礼·春官·典瑞》：“公执桓圭……以朝觐宗遇会同于王。”郑玄注引郑司农云：“以圭璧见于王。”《后汉书·明帝纪》：“亲执圭璧，恭祀天地。”

土圭：

   古代玉器。用以测日影、四时、土地。《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又《春官·典瑞》：“土圭以致四时日月，封国则以土地。”

璧：

   古玉器名。也有用琉璃制的。扁圆形，正中有孔。璧分大璧、谷璧、蒲璧。大璧径长一尺二寸，天子礼天之器。诸侯享天子者亦用之。礼天须用苍色，盖璧形圆，象天苍，象天之色。谷璧子所执，饰谷纹，取养人之义。薄璧男所执，瑑饰为蒲形，蒲为席，取安人之义。三者统称为“拱璧”，因皆须两手拱执。另有一种系璧，形较小，为佩于绅带之物。玉璧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多光素无纹饰，器形比较简单。商周时代的璧，厚薄不匀，形制也不规整，内外大多不够圆。春秋战国时，璧则相当规整，并有蚕纹、谷纹、蒲纹、兽纹等雕饰。汉继承前代风格，雕工比较精细。汉以后至宋、元时，玉雕不多见。明、清时又兴盛，出现大量仿古制品，璧上常见精细的浮雕和螺旋状纹饰。玉璧是古代贵族所用的礼器，不同时代和不同情况下，也有起信物和装饰物作用的。汉代的玉璧，上有小孔，就是用来穿线做佩饰或挂在墙上做装饰用。璧在汉墓中发现很多，常放在死者胸部或背部，有的放在棺椁之间，甚至还镶嵌在棺的表面作装饰用。

玉璧用途很复杂。大致可分以下几类。一为祭器，用作祭天、祭神、祭山、祭海、祭星、祭河等；二为礼器，用作礼天或作身份不同的标志；三作佩系；四做砝码用的衡；五作辟邪和防尸腐用。


瑗：

   古玉器名。大孔的璧。《尔雅·释器》：“好倍肉谓之瑗。”郭璞注：“瑗，孔大而边小。”

玉琥：

   古代玉器.一种琢雕成虎形的玉器,称“琥”。夏鼐：《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5期）一文认为：“我以为表面刻虎纹的玉器应依器形命名，前加‘虎纹’二字。至于虎形玉器，有孔的可称虎形玉佩，无孔的当为玩器或陈列品，可称玉虎”。

玉虎：

   雕成虎形的玉器，即“琥”。《 拾遗记·秦始皇》：“始皇嗟曰：‘刻画之形，何得飞走？’使以淳漆各点两玉虎一眼睛，旬日则失之，不知所在。”参见“玉琥”。

珩：

   古玉器名。玉饰品，杂佩上部的横玉。形似磬而小，或上有折角，用于璧环之上。

环：

   古玉器名。一种圆形而中间有孔的玉器。《尔雅·释器》:“肉好若一谓之环。”郭璞注：“肉,边;好,孔。”邢疏：“边、孔适等若一者名环。”玉制的环。古时用作佩饰。《宋史·舆服志三》：“衮冕之制……小授三，结玉环三。”又：“后妃之服，小授三，间施玉环三。”《晋书·周访传》：“访大怒。敦手譬释，并遗玉环玉碗，以申厚意。”

玉佩：

   “佩”亦作“珮”。玉作的佩饰。《诗·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萧德言《咏舞》：“低身锵玉佩，举袖拂罗衣。”

环玦：

   古玉器名。两种佩玉，圆形的玉环和环形而有缺口的玉块。《汉书·隽不疑传》：“不疑冠进贤冠，带具剑，佩环玦，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

玉带钩：

   古玉器名。又名“犀比”。可能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发明，用以钩连腰带。带钩有铜、玉两种。流行于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铜带钩上有的镶嵌绿松石。河南固始在春秋末或战国初期墓中，发现一件玉带钩，是目前已知较早的一件。在河北满城、江苏铜山小龟山等西汉墓及河北定县北庄东汉墓中，均有玉带钩出土。

玉钩：

   玉制的钩，故名。有带钩、帘钩、帐钩等。《宋书·符瑞志下》：“汉桓帝永兴二年四月，光禄勋府吏舍，夜壁下有青气，得玉钩、玦各一。钩长七寸三分，身中有雕镂。”《列仙传·钩翼夫人》：“武帝披其手，得一玉钩。”

玉剑饰：

   指用于剑上的装饰玉件。常见有剑首、剑格、剑鞘上带扣和鞘末玉饰（珌）四种。玉剑饰始于战国，战国剑较短小，剑首小而薄，边沿外敞，较锋利，格少（多用铜、铁），剑珌有厚长和薄短两种，带扣也小。汉带剑首长而大，格多，剑珌与战国相似。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一把铁剑，其上四种玉剑饰惧备，并有高浮雕玉饰。汉后，玉剑饰不多见；明清两代仿制较多。

玉珌：

   佩刀鞘上装饰。同“琫”、“鞛”。《诗·小雅·瞻彼洛矣》：“君子至止，鞆琫有珌。”《释文》：“琫，字又作鞛，必孔反，佩刀鞘上饰。”

玉琫：

   古玉器名。刀剑鞘口处的玉饰叫“琫”，琫对面的小方玉叫“珌”。《诗·小雅·瞻彼洛矣》：“君子至止，鞆琫有珌。”《传》：“琫，上饰；珌，下饰。……天子玉琫而鞉珌，诸候CHANG琫而QIU珌。

玉衣：

   古玉器名。玉制的葬服，又称“玉匣”、“玉柙”。把玉石琢成各种形状的小薄片，角上穿孔，按等级不同采用金镂后银镂、铜镂连缀而成。《汉书·霍光传》：“光薨……赐金线、缯，……壁珠玑玉衣。”从1946年在河北邯郸郎村汉墓中发现象氏侯刘安意的穿孔玉片开始，到1978年底为止，相继共发现玉衣22套以上，属于西汉的共11套，属于东汉的至少有十一二套，其中有5套保存比较完整，可以复原。

玉豚：

   古玉器名。古代死人手握的豚形玉器。在东汉、魏晋南北朝墓中，常有玉豚出土，造型和文饰较简单。用其随葬，主要是巫术的原因。

含玉：

   古玉器名。“含”亦作“晗”，有的书上还称“押舌”。古时入殓时放在死者口中玉。《周礼·天宫·天府》：“大丧共（供）含玉。”大丧，指皇帝丧。其余则有含壁、含珠、含瑁、含米、含贝等，因死者身份不同而有所区别。含玉，多为蝉形，故又称“玉蝉”。考古发现，早在殷商时，死者口中就含有贝。据记载，春秋时代死者口中含的是“珠玉”。河南洛阳中州路816号西周墓，在死者口中发现一件带孔的蝉形玉。玉蝉作为含玉，在汉墓中发现较多。

玉蝉：

   古玉器名。古代含在死者口中的葬玉，因多刻为蝉形，故名“玉蝉”。据徐广称：“蝉，取其清高，饮露不食，”《史记·屈原传》：“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污垢。”《说文》：“蜕，蛇蝉所解皮也。”是知，玉含作蝉形，似是借蝉的生理习性赋予死者特定的意义，意即人死后，不食和饮露，脱胎于浊秽污垢之外，不沾污泥浊水，这是战国以来死者含玉蝉的用意。参见“含玉”。

玉塞：

   古玉器名。已知在汉代有九窍塞，即填塞或遮盖死者身上九孔窍的九件玉器。这九件玉器在河北满城两座汉墓中都有出土。九窍玉塞为耳塞（2件）、眼塞（2件）、鼻塞（2件）、口塞、肛门塞和生殖器塞（各1件）。由于口塞不能全部含在口中，故与“含玉”不同。东晋葛洪《抱朴子》：“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这同玉衣也能使尸体不朽的迷信说法是一致的。

玉节：

   玉作的符节，古代用作重要的信物。《周礼·地官·掌节》：“守邦国者用玉节，守都鄙者用角节。”《公羊传·哀公六年》：“与之玉节而走之。”

玉玺：

   皇帝的玉印。古代印、玺通称，以金或玉为之。自秦以后，以玉为玺，为皇帝所专用。因而又以指喻皇位。

玉盘：

   玉琢成的盘。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琅玕，何以报之双玉盘。”杜甫《严公枉驾草堂》诗：“竹里行厨洗玉盘”。

玉鱼：

   刻玉为鱼，是一种珍玩和佩饰。冯贽《云仙杂记》：“贵妃（杨贵妃）苦热，肺渴，每日含一玉鱼，藉其凉津沃肺。”程大昌《演繁露·鱼袋》：“《六典》符宝即载随身鱼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亲王以金，庶官以银，佩以为饰。”又用作殉葬品。杜甫《诸将》诗：“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

玉带：

   唐、宋官员所用的玉饰的腰带，以之分别官阶之高低。程大昌《演繁露》卷十二：“唐制五品以上，皆金带，至三品则兼金玉带。本朝玉带虽出特赐，须得閤门关子许服，方敢用以朝谒。”又：“本朝亲王皆服玉带。”《宋史·舆服志五》：“太平兴国七年正月，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等奏曰：‘奉诏详定车服制度，请从三品以上服玉带，四品以上服金带。’”明代惟亲王及一品文官用玉带，见《明史·舆服志二、三》。清代惟特赐及一品用衔玉版带。见吴荣光《吾学录·制度》。

玉珠：

   用玉琢成的珠。《晋书·舆服志》：“后汉以来，天子之冕，前后旒用真白玉珠。”
玉藻：

   古代王冠垂挂的玉饰。《礼·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蔬》：“天子玉藻者，藻谓杂采之丝绳，以贯於玉，以玉饰藻，故云玉藻也。”《后汉书·舆服志·冕冠》：“冕冠，垂旒，前后邃延，玉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