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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銅

鐘鼎之國

1942年夏天，陝西省扶風縣任家村的一個徐姓農民，正在自家的麥收場上碾麥子，
碾著碾著，場上的地面突然陷下去一大塊，徐氏向前探看，發現下面像座地窖，隱隱約
約堆放著不少東西，於是趕緊將洞口遮蔽，到了夜裡才陸續把東西一件件取出來。原來
這是一窖西周時代的排列在架子上的青銅器，排在中間的由於未沾黃土，偶有幾點銅綠，
居然仍燦然如新，其中大鼎三四件，重者達百餘斤，經細細清點，竟有120余件。徐氏將
其陸續賣出後，收藏界為之轟動。經專家考證，著名的禹鼎亦在其中。
類似這種青銅器集中出土的事情，從上世紀末以來並不少見，有的是因年深月久，
土層剝蝕，自然暴露的，有的是人工挖掘，蓄意破壞的。
20年代到30年代，洛陽古墓陸續被盜，其中有一個墓群共8座古墓，出土一大批青銅
器。當事人諱莫如深，守口如瓶，究竟出土多少古物，局外少有人知。後來從當時一位
加拿大傳教士懷履光的著述（《洛陽故城古墓考》）中透出消息說，那次出土古物起碼
有500余件，其中大量的是青銅器、食器、樂器和酒器，最著名的是一套戰國樂器：氏編
鐘，大小22件。
30年代初，安徽壽縣東南朱家集一帶洪水氾濫，地面塌陷，千年古墓遂暴露於世，
鄉民們紛紛前去挖寶。後因出售這批青銅器引起了矛盾，甚至發生械鬥，當地政府索性
命令全部收繳。僅那一次收繳的青銅器和各類古物就達718件。而據當時參加挖寶的人說，
他們看見地下有個五丈多長的木架上，層層疊疊地堆放著各式銅器，估計總有三四千件！
解放前幾年，著名歷史學家陳夢家曾遊歷歐美各國，考查我國文物流失海外的情況，
結果僅從歐美各大博物館和藝術館的收藏來看，中國青銅器就達近1000件。
解放後，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陽小屯西北發掘婦好墓，墓主婦好是商朝第23代君主
武丁的配偶，隨葬品既多又精，各式青銅器具齊全，共挖出了460件。
據陝西省文物部門統計，僅從1949年到1979年這30年間，陝西省一地出土的商周青
銅器就達3000多件……
如此眾多的古代青銅器具，是我國民族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青銅，在我國原
始社會時期，就作為稱量貨幣使用了，同時也作為財富貯藏。進入階級社會之後，青銅
被鑄成各種器皿，如食器、酒器、水器、兵器等，並且作為祭祀的禮器，有的重器還刻
上精美的花紋和具有相當歷史價值的銘文。統治者死後，青銅器帶入地下，深藏厚埋，
以求永久佔有。
我國黃河中下游厚厚的黃土地，為我們祖先掩埋和保存青銅器，提供了得天獨厚的
條件。從夏代晚期（考古上稱為二里頭文化）開始，歷經商、西周、春秋、戰國及秦、
漢這2000多年中，一代代君主重臣、皇親國戚，真不知往地下埋了多少東西。他們或是
壽終正寢帶入墓室，或是兵火相逼，倉皇中來不及帶走就埋入地下。他們總希望這些寶
貝能夠永久流傳下去，所以青銅器銘刻上常常有「子子孫孫永保用」、「子孫享用」、
「萬年無疆」等語。
青銅器時代剛剛一過，漢代就有人開始挖掘盜取。本世紀30年代，前中央研究院與
河南省聯合清理河南水睿縣的古墓群，6個月清理古墓88座，其中被古人挖掘過的竟占三
分之二，漢代以來總共挖出多少，近百年學術界費了不少勁，但至今仍沒有個確切的說
法。有的說「見諸著錄的作為禮器的食器、酒器、水器和樂器總數達2萬件以上」，有的
說：「從漢代出土青銅器至今，僅僅有銘文的青銅器就達1萬件以上，當然有銘文的青銅
器畢竟是少數」。事實上，目前青銅器仍在不斷地出土。儘管國家已經決定，為保護地
下文物，不再對尚未挖開的古墓進行考古性的挖掘，而我們從媒體不斷披露的走私案件，
以及海外愛國華僑在海外重金購下青銅器捐獻國家的情況看，可知古代青銅器的數量遠
大於上述的估計。
青銅器最早的出土記載源於漢代，封建王朝視為瑞祥之物，將其載入史冊，「元鼎
元年五月五日，得鼎汾水上」，「四年夏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漢書﹒武帝記》）。
和帝永元年間，「南單于於漠北遺憲古鼎，容五鬥，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
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後漢書．竇憲傳》）。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城中好高髻，四方高數尺。」不論何物中只要皇帝一感興
趣，此物便值了錢。到了宋代，有的青銅器物價格已高達數十萬錢。大批的青銅器出土
以後，不斷地湧到了皇帝身邊。兩宋時期以「鬱鬱乎文哉」著稱，上自皇帝下至文人，
重文輕武，嗜古器成風。宋徽宗趙佶，不僅是書畫方面的行家裡手，而且嗜好金石，驅
使天下臣民，為其搜羅銅器。大觀初年，宣和殿收藏大小青銅器僅500多件；到了政和年
間，皇宮裡的收藏已達6000余件。除宋王室收藏外，達官貴人、文人學士亦無不唯收藏
是嗜。據北宋《考古圖》和南宋《續考古圖》稱，北宋有藏家40多家，南宋有30多家，
而不見著錄者則應更多。著名者諸如寇准、文彥博、劉敞、蘇軾、李公麟、歐陽修、呂
大臨、趙明誠等等，無不以收藏青銅器為無上榮耀。蘇軾的書房裡就「清供」著鼎鼎大
名的楚王鐘。劉敞是集賢院學士，收藏宏富，著有《先秦古器記》，開兩宋時期青銅器
專書的著錄先河。他最為珍視的11件有銘文的青銅器，平生把玩，至死不忘，告誡後輩：
「我死之後，不要忘記用它們來祭祀我。」可見一代文人學士之風尚。
宋代學者呂大臨著的《考古圖》，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的青銅器圖錄，成書於1092年，
共收公私37家的藏器224件，其中殷周銅器148件。後有王黼的《宣和博古圖》，記錄了
宋徽宗內府藏品凡20類，著錄銅器839件，集宋代出土和流傳銅器之大成。後又有薛尚功
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收錄上古至漢代彝器511件。王俅的《嘯堂集古錄》，收
錄商周彝器275件，漢唐雜器70件，共計345器。
兩宋時期，是我國文人學士及達官貴人收藏和鑒賞青銅器的第一個高峰期，當然盜
墓之風亦愈趨烈，青銅器的收藏價格亦自然「水漲船高」了。銘文越多，價格越貴，金
石文字的考證之學愈加成為學界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後世王國維就稱讚宋代學者的成
就為「鑿空之功」，清代研究銘文之學只是「奉為準則」而「不能出其範圍」。
元朝人與宋人相反，尚武輕文，「只識彎弓射大雕」。對青銅器的興趣大減。明代
統治者對知識分子嚴加防範，學者只是高談性學哲理，加之社會相對安定，市民文學興
起，需要相當考證功夫的青銅器鑒賞之學，自然也不成氣候了。
但是到了清代乾嘉時代，由於乾隆皇帝的親自倡導，青銅器的收藏和鑒賞又空前火
熱了起來。除了宮延收藏，官僚士大夫中普遍形成了嗜古收藏的風尚，出現了一批卓有
成就的收藏大家和古文字學家。他們不僅親自鑒定考證，而且還著錄摹拓，著書立說，
相互辯駁，於是隨之而來的考據之學又大行其道。此風一起，就影響了差不多將近200年
的收藏界和知識界。
直到本世紀初1900年庚子之變後，八國聯軍從劫掠的中國文物中，初識了青銅彝器
的奪目輝煌，致使青銅器價格扶搖直上。從北京、上海、武漢開出的通往歐美、日本的
販運文物的「秘密通道」，亦四通八達起來。同時，偽造古銅器業已成為一門專門的行
當。再往後，不僅是皇宮內廷遺老遺少和達官貴人、文人學士、就連一些太監、富商、
銀行家以及一些靠外國人吃飯的買辦，也成了收藏界有名有姓的人物了。
乾隆帝在世的1749年，曾指使廷臣梁詩正仿照宋朝《宣和博古圖》的式樣，編撰了
一部《西清古鑒》，甲乙編各20卷，著錄清宮所藏銅器1436件，摹繪形制，記錄款識，
雖收偽器不少，但畢竟是皇家專藏，對後世有著標榜旗幟的作用，故影響很大，後來又
有王傑等編撰《西清續鑒》，甲乙又是各編20卷，共著錄宮廷藏器1642件。後來又將寧
壽宮裡的古物統計彙編，成《寧壽鑒古》16卷，體例與《西清古鑒》同，共收青銅器60
0件，銅鏡101面。此先後三部大書，大體反映了乾隆時代的宮廷銅器藏品。
達官貴人和文人學士的收藏則更具考據意味。錢坫（1741—1806）嘉定人，著有
《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4卷，收錄商周青銅器25件，總共49件，鉤摹銘文，圖像考釋
並舉，被認為是考證金文較有成就的一部書。
阮元（1764—1849），乾隆進士，嘉道時曾任戶、兵、工部侍郎、雲貴總督、體仁
閣大學士。他的收藏編入《積古齋藏器目》和《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兩書，前者收錄
鐘、鼎、卣、敦、彝等青銅器共74件，後者收錄商周青銅器達446件，其他古物105件，
共551件，其收藏之富，民間罕有可比。其中齊侯(晶缶)大小兩具，後歸吳縣吳雲，吳雲
因此稱其居「二軒(晶缶)」，歷來被視為珍品。阮元告老隱退揚州後，專事整理和研究
古書古物，其《商周銅器論》和《商周兵器說》兩文，為後世研究彝器者視同工具書。
陳介祺（1813—1884），字壽卿，號(竹甫皿)齋，山東濰縣人，也是上個世紀最著
名的收藏家之一。他官至翰林院編修，一生唯古物是嗜，收藏宏富，又精墨拓，著有
《(竹甫皿)齋吉金錄》、《十鐘山房印舉》、《(竹甫皿)齋藏古目》、《(竹甫皿)齋藏
古玉印譜》、《(竹甫皿)齋藏鏡全目》、《(竹甫皿)齋藏古冊目》、《封泥考略》（與
吳式芬合輯》、《(竹甫皿)齋金石文考釋》等，還以最早收藏毛公鼎及一大批商周青銅
器及秦漢古印名播天下。
後來，又有吳式芬撰《捃古錄金文》3卷，著錄商周銅器及其銘文1334件。吳大澄撰
《(客心)齋集古錄》26冊，著錄商周青銅器1048件，另有《吳(客心)齋藏器目》著錄青
銅器211件。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著錄青銅器47件。曹載奎《懷米山房吉金圖》著
錄60件。吳雲《兩(晶缶)軒藏器目》著錄60件；《兩(晶缶)軒彝器圖釋》著錄103件。丁
彥臣《梅花草龕藏器目》著錄37件。葉志詵《平安館藏器目》著錄161件。張廷濟《清儀
閣藏器目》著錄64件。程振甲《木庵藏器目》著錄54件。劉喜海《長安獲古編》著錄商
周秦漢禮樂兵器79件。方水睿益撰的《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30卷尤其詳細，不僅著錄
商周青銅器達1000余件，而且其中重要銘文都附有考釋，卷首有《彝器說》三篇，上篇
考器，中篇考文，下篇考藏；尤其是下篇，對前代重要的彝器收藏和流傳情況，均作了
珍貴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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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上個世紀的收藏家的籍貫來看，江蘇吳縣（今蘇州市）籍或在吳縣久居的人
士，幾乎佔了一半，有如吳大澄、曹載奎、吳雲、潘祖蔭，後來還有葉昌熾、劉公魯等
人。蘇州一地本不出土商周銅器，卻在一段時間內，集中湧現了這麼多收藏大家，這在
中國收藏史上是不多見的有趣現象，值得後世研究。
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中國文化史上出現了三件大事———西部邊陲居延漢簡的發現、
敦煌石窟藏經洞的洞開、河南安陽小屯村甲骨文的發現及其殷墟遺址的確定。這極大地
刺激了收藏界和考古界，湧現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家和專家學者。他們大都是高官和
富商，很能說明這一時期收藏界的特點。其中有兩江總督端方、駐日公使李經方、中國
實業銀行總經理劉晦之、上海房地產巨商周湘雲、山東實業家丁斡圃、交通總長葉恭綽，
還有考古學家羅振玉、容庚、商承祚、周季木、於省吾、琉璃廠古玩店老闆黃伯川、孫
秋帆等。他們的收藏，動輒數十器、幾百器，有不少是承繼前輩的遺藏，而更多的是出
自新出土的「新坑」。他們之間常常互通聲息，贈送藏器拓片，切磋考證，著錄結集成
書，互相作序、題跋，形成一個不大的卻高深莫測的收藏圈子。
這期間還有一個特殊人物，即美國傳教士福開森（1866—1945），中國名福茂生，
在華居留近60年，參與過中國近代史上許多重大事件。他曾任故宮博物院的鑒定委員，
利用「庚子賠款基金」和「哈佛、燕京學社基金」編著了《歷代著錄吉金目》、《歷代
著錄畫目》、《藝術綜覽》等書，被學術界視為工具書。他在收藏界廣交朋友，稱為
「中國通」。他將別人的不少青銅器珍品賣到中國，自己的藏品卻有不少留在了中國，
現歸南京大學收藏。
本世紀上半葉的私人手裡的青銅器，後來有不少流入了海外各地的博物館和藝術館。
如1890年在陝西扶風縣法門寺出土的一組青銅器。包括大克鼎、小克鼎、克(須皿)、克
鐘等共計120余件，其中克鐘共有5件。克鐘出土一個世紀下來，最後歸入上海博物館2件，
天津藝術博物館1件，流入日本奈良寧樂美術館1件，日本(艸騰)井有鄰館1件，然而此套
克鐘上的銘文共79字，是分刻在各鐘上的。上海博物館所藏和日本奈良寧樂美術館所藏
器為上半篇銘文，而天津藝術博物館和日本(艸騰)井有鄰館所藏器為下半篇銘文，這就
為研究工作帶來了極大不便。類似這樣的情況還有很多，如器物本身與器蓋分離兩處，
同屬一組的器物分散在多處。
解放初，國家鼓勵收藏家捐獻文物，各地建立歷史博物館和藝術博物館，於是青銅
器湧向國家和地方的各級博物館，私人收藏青銅器者成了鳳毛麟角。最著名者為李鴻章
五弟的一個孫子，名叫李蔭軒，藏器百餘件，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全部送入了上海博
物館。
80年代國內收藏熱再度興起的時候，熱的是字畫、古錢、瓷器和紫砂壺，而青銅彝
器卻沒有恢復昔日的輝煌。海外文物市場上，常有綠銹斑駁的「新坑」出現，國家不得
不花大價錢再買回來。本世紀初的北京琉璃廠，一件周代銅鼎可以換一堆乾隆官窯瓷器，
而現在甚至一件料器鼻煙壺的價格也要高於一件周代青銅器爵杯。究其原因，可能與世
界流行的「快餐文化」有關。青銅文化，不是任何人想「玩」就能「玩」得起來的，花
錢、費力、佔地方不說，就是考辨真偽這一方面，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拿」得起來？中
國台北文物研究學者、作家郭良蕙說得透徹：「也許受商業價值觀影響，古物市場也不
斷起變化，收藏家越來越放棄藝術而以投資和增值率著眼。同樣昂貴的價格，誰不願意
把玩小小的雞缸杯，而去購買一件搬運費力的銅器？儘管罕見的三代（即夏商周）銅器
乃稀世之寶，但其售價還趕不上一件清代官窯瓷器，實在可悲可歎！」這或許就是青銅
器的「世紀末現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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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三器之謎

我國傳世的青銅器虢季子白盤、散氏盤和毛公鼎，向被譽為西周王朝的三大重器。
出土百餘年來，各自有著一段曲折離奇的經歷。

劉銘傳馬廄識寶

虢季子白盤，乍一看上去，像是一口精心雕制的大浴缸。在它的真面目尚未被揭示
之前，人們不是把它當作馬槽，就是當作洗澡盆子。
這只「洗澡盆子」高39．5厘米，盤口長137．2厘米。盤口呈圓角長方形，四隻腳處
理為曲尺足形，口沿下的飾紋中，隱含著重重綠銹，整個造型給人以端莊、凝重的淳樸
感。最為稀罕的是盤內底部，刻有111字的長篇銘文，四字一句，句式極工整。
銘文的大致內容是說，虢季子白受周王之命，去征伐犬嚴狁（古匈奴族），大獲全
勝，斬敵首級五百，俘虜五十，周王非常讚賞虢季子白的大智大勇，於是在宣榭設宴為
他慶功，並賜給他乘馬、彤弓、彤矢、斧金戊，以示嘉勉。虢季子獲此殊榮，非常感激，
特鑄此盤以志紀念。整篇銘文語言洗煉，富有韻律，不僅是西周史上的重要文獻，而且
還是一首優美的英雄史詩。學者們根據銘文中「唯十有二年」的記載，斷定它的製造年
代為西周宣王十二年，即公元前816年間。
這個體重230公斤的大傢伙，相傳於道光年間從陝西寶雞虢川司出土。西周時，這一
帶正是西虢的封地（至今有的老地圖上，仍在寶雞地名的後面標個括弧，括弧裡註明
「虢鎮」）。這一帶屬於西周統治時的中心地區，與東面鄰近的扶風縣和岐山縣一起，
史書上稱為「周原」，百餘年來不知出土了多少珍貴的文物。
虢季子白顯然是周宣王的近臣，此盤造型之大，冶鑄之精，字體之優美、工整，儼
然一副皇家氣派。可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人從地下挖出來了，或許是因為它太大、太重，
盜墓人無法將它帶走，又不具備「鼎足三立」的心理「規範」，反而被扔在野地裡，被
當地農民搬去盛水飲馬了。
道光年間，此盤為寶雞虢川司劉燕庭所得，劉云「出眉阜縣禮村田間溝岸中」，輾
轉又為當時陝西眉阜縣的縣官、江蘇常州人徐傅兼（燮鈞）所得，徐氏卸任返鄉時就帶
回了常州老家（福開森《歷代著錄吉金目》）。徐氏得到此盤，起初並不以之為國寶，
只是見其花紋繁縟可喜，獸頭獰犬歷有趣。不久太平天國軍起，天下大亂之中人們自顧
不暇，更無心顧及一隻「洗澡盤子」。太平軍的護王陳坤書打下常州後，此盤就成了護
王府的鎮府之寶。
有趣的是過了不久此盤又被拿去飲馬了。1864年4月，淮軍著名將領劉銘傳隨李鴻章
參與鎮壓太平天國，攻下了常州城，進駐護王府。一天夜間，劉銘傳聽到院子傳來金屬
的撞擊聲，憑軍人對兵戈鐵馬的警覺，他轉身出來查尋，愈發聽得那聲音鏗鏘有力，如
兵刃相擊，且時斷時續。結果循聲找到了馬廄，發現是馬在吃草時，籠頭的鐵環撞在馬
槽壁上發出的聲響。他仔細察看此「馬槽」，發現是件不同凡響的古物，遂命馬伕將
「槽」洗刷乾淨，那一排排精美而整齊的銘文即刻顯露了出來。劉銘傳畢竟見多識廣，
請文人學士考證後，證明是舉世罕見的西周之重器，遂視為珍寶，帶回了安徽肥西老家，
並築一亭台樓閣曰「盤亭」，專門安置此盤。
劉銘傳（1836—1895）字省三，號大潛山人，1862年編為李鴻章的淮軍開至上海，
此後長期在蘇南、浙江等地與太平軍作戰，所部號曰「銘軍」，為淮軍主力之一。1884
年督辦台灣軍務，為抗法名將，並出任台灣省第一任巡撫，1891年病歸老家安徽肥西劉
家圩。
「盤亭」成了肥西當地的新鮮事。平時劉家用紅綢緞包裹著此盤，不輕易開啟，每
逢過年，才在亭內張燈結彩，舖以絨墊，供親友們欣賞。同治十年（1871年），劉氏聘
請了金石學家吳雲，將銘文詮釋出來並撰出考訂文字，又由英翰、徐子苓及劉銘傳本人
相繼作序，遂成《盤亭小錄》一書。劉氏還將盤底的銘文拓出多份，分贈密友，而能目
睹實物者極少。據說就連光緒的老師翁同和也未能見到。翁同和亦嗜古成癖，為此耿耿
於懷，在慈禧太后面前講劉銘傳據國寶為己有，想通過慈禧之口，令劉將盤交出來。劉
銘傳祈於李鴻章，李上奏慈禧太后，太后以劉有戰功，下了懿旨作為御賜，從此無人再
敢覬覦。
1895年劉氏去世後，此盤由劉氏的子孫繼藏，可是漸漸失去了大清王朝的庇護，此
盤就始終處在「性命交關」之中。民國之後，政局動盪，軍閥劉鎮華曾派人來搜，美國
人、英國人、法國人、日本人都從中插手，企圖收買，劉家子孫始終不為所動。抗戰時
期，肥西淪陷，日本人又來搜查，劉家後人只好掘地一丈，上面造一間廁所，把此盤再
次埋入地下，舉家遷居他鄉避禍，劉家圩子裡，只剩劉銘傳的第四代孫劉肅曾一家。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又派人找上門來，武力脅迫劉家交出此盤。
肥西縣長隆武功索性把縣政府設於劉家大院，為尋此盤曾撓開地板，掘土三尺，費盡心
機。劉家子孫因此而受盡了磨難。
解放後，1949年12月間，安徽皖北區黨委接到國家政務院電報，要求在肥西縣查找
國寶「虢季子白盤」。於是，鄉幹部們找到了劉肅曾。劉系一介文弱書生，開始推說已
運上海、天津保存了，後經幹部們的說服，終於決定捐獻國家。他把鄉幹部領到一處四
面無門的夾牆外面，洞開夾牆，再往下挖，虢季子白盤終於第二次出土了。
1950年1月，劉肅曾親自護送此盤到北京，臨行前曾在合肥市公開展出，安徽的老百
姓終於也有緣目睹了久已傳說中的劉家「大洗澡盆子」。到北京後，文化部舉辦了特展，
國家領導人董必武、郭沫若及許多知名學者都來參觀，並表彰了劉肅曾的愛國行為。此
盤歷盡百餘年滄桑後，終歸中國歷史博物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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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公鼎之波

現存台灣故宮博物館的西周重器毛公鼎，以32行497字的最長銘文著稱於世，號為青
銅器的天下第一銘文。
大凡世間越是珍稀的東西，在人間麻煩事就越多，兵荒馬亂之中尤為如此。
毛公鼎有100多斤重，口大腹圓，半球狀深腹，口沿上聳立著兩只高大的耳朵，腹下
三隻獸蹄形足敦實有力，整個造型地正規圓，風格渾厚而凝重，就連飾紋也十分簡潔有
力、古雅樸素，標誌了西周晚期時尚的變化。人們已從濃重的神秘色彩中擺脫了出來，
淡化了宗教意識而增強了生活氣息，與此同時，銘文增多了，對事件的記錄更為具體了。
毛公鼎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時的器物，郭沫若稱其「銘全體氣勢頗宏大，泱泱然存宗
周宗主之風烈，此於宣王之時為宜」。周宣王為周厲王之子，即位於周室衰敝之時。他
力挽狂瀾，孜孜圖治，有中興之主的盛譽。毛公鼎腹內的這篇銘文，是一篇完整的「冊
命」，記述了周宣王給他的近臣毛公(廣音)的任命和勉勵。
銘文首先記述了周初文、武二王開國之初，君臣相得的太平盛世；接著指出，眼下
國勢不夠景氣了；進而說明，在這種危急關頭，宣王宣佈了委以毛公廣安國定邦以及管
理周天子家事和內外大事的重任，並授予他宣示王命的專權，又特別申明，凡未經毛公
同意的王命，毛公可以預告臣工們不予執行；繼而又告誡、勉勵毛公，不要怠惰，不要
壅塞民意，不要魚肉鰥寡，要忠心輔佐王室；最後為確立毛公的權威，重賞毛公以儀仗、
車馬、兵器等器物。毛公對此感恩戴德，故鑄此鼎以資紀念，並囑咐後世百代、子子孫
孫永寶之。
這篇煌煌巨製，郭沫若先生稱之為「抵得上一篇《尚書》」。而且，它不僅在內容
上是一篇重要的史料，在藝術上亦極具美學價值。該銘文筆法端嚴，線條質感飽滿，結
體莊重，以至於出土以來，清末的書法家們無不為之傾倒。清末著名書法家李瑞清就曾
說：「毛公鼎為周廟堂文字，其文則《尚書》也；學書不學毛公鼎，猶儒生不讀《尚書》
也。」
毛公鼎於道光末年（1850年）在陝西岐山出土，於咸豐二年（1852年）被陝西古董
商蘇億年運到北京，由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著名金石學家陳介祺用重金買下來。
陳介祺與當時的收藏大家王懿榮、潘祖蔭、吳大澄、吳雲等常相過從，共同考辨古物，
研究文字。陳氏於青銅器、陶器、古錢、古印璽、石刻造像等收藏既多且精，並且精於
考釋。他於咸豐四年（1854年）借奔母喪回歸鄉里，從此不再為官，專心致力於古物的
收藏與考證。他的兩句詩：「熱鬧場中良友少，巧機關內禍根蟠」，很能說明其鄉居不
仕的真實心理。他的多的考證著作如《吉金文釋》、《(竹甫皿)齋吉金錄》、《傳古別
錄》、《十鐘山房印舉》等，都是依據他的收藏而為。後人又據其與時人討論古物的書
信，輯成《陳(竹甫皿)齋尺牘》，更是具體說明了他鄉居後的學問所在。他的「萬印樓」
現被山東省人民政府公佈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他的故居陳列館也在他誕生180週年
時正式開放，被公推為上世紀末最有成就的收藏家之一。
毛公鼎在陳氏手上收藏了30年。陳氏對其他收藏都樂於公睹於世，印成目錄，昭示
天下，唯有對毛公鼎，深鎖密藏，秘不示人。陳氏病故後，陳氏後人又繼藏了20年。到
本世紀初，兩江總督端方依仗權勢派人至陳家，限三日交鼎，強行買走。毛公鼎到端府
後沒幾年，端方即在四川被保路運動中的新軍刺死。後來，端方的女兒出嫁河南項城袁
氏，端府欲以毛公鼎作為陪嫁，而袁家卻不敢接受，端氏後裔遂將鼎抵押在天津的華俄
道勝銀行。可是後來其家道中落，端氏所收的許多青銅器均經過端氏的把兄弟、美國人
福開森賣了出去，此鼎在抵押中自然亦無力贖回了。
1919年、1920年間，有個美國商人欲出資5萬美元把毛公鼎買走。消息傳出，國內輿
論嘩然。民國間曾任財政總長、交通總長的大收藏家葉恭綽知道了，決意與美國人角逐，
想方設法將鼎留在國內。葉氏本來力勸國內有實力者買下，後來卻不意傳來流言蜚語，
說葉氏想在內中撈取什麼好處。葉氏一氣之下，變賣了其他一些文物，索性自己買了下
來。於是毛公鼎又來到葉家，一呆又是十幾年，先是放在其天津家中，後又移至上海。
葉恭綽（1880—1968），廣東番禺人，字譽虎，號遐庵、矩園，清朝末年曾任職郵
傳部，民國後歷任交通總長兼交通銀行經理，在1920年至1924年北洋軍閥時期，曾連任
靳雲鵬、梁士詒、顏惠慶、段祺瑞內閣的交通總長，系舊交通系的骨幹之一，財力深厚，
又嗜收古物，是民國年間最著名的收藏家和書法家之一。葉氏買下毛公鼎後，曾拓下銘
文，分送親友，圈內人均知鼎已移至上海的葉氏寓所懿園。抗戰中葉避之香港，香港淪
陷後，日本人脅迫他出任偽交通總長，被他稱病拒絕，整日臥床休息，足不出戶。誰知
時間一長，關節疏鬆，倒真的落下了病根。
葉恭綽在香港的日子過不安寧，整日在日本人監視之中，誰知上海方面又後院起火。
原來葉氏在上海的一個姨太太，因財產問題鬧糾紛，竟把毛公鼎藏於懿園的消息捅給了
日本人，鬧得日寇三番五次前來搜查。葉氏得知後萬分焦急，即刻發電報到昆明，叫他
的侄子葉公超（西南聯大教授）來港晤商。葉公超遂赴上海，為保護寶鼎與敵人周旋。
葉公超到上海剛把毛公鼎安頓好就遭到日寇的拘捕，在獄中受刑七次，苦不堪言，差點
喪命，後囑家人趕快設法請人仿造一鼎交出去了事。後經葉恭綽在香港遙控指揮，多方
托人設法營救，好歹總算保住葉公超的性命，毛公鼎遂得以轉移香港，面交葉恭綽。
抗戰勝利前，葉恭綽被日軍押解回滬，仍是稱病不出。然而此時葉家一個龐大的家
族，全仰仗他一人養活，實力已大不如前。他抗戰之前就已退出政界隱居不仕了，十餘
年下來全家人坐吃山空，還要撫養好幾個子侄在外國留學，逐漸覺力不能支，只好靠變
賣文物度日。到實在無奈之時，毛公鼎也保不住了。
其時抗戰勝利在即，日軍已節節敗退，抗戰勝利的大勢已定。上海一個大奸商陳詠
仁為給自己留條後路，表示願買此鼎，並約法三章，勝利之後一定捐獻國家。於是，寶
鼎又轉到了陳氏手中。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陳氏如約將寶鼎捐獻給當時的南京政府，
歸原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收藏，解放前夕被帶去台灣，現存台灣故宮博物院。
一代國寶毛公鼎問世以來歷來為學界所重，不斷有人對其銘文考釋研究，《捃古錄
金文》、《奇觚室吉金文存》、《客齋集古錄》、《周金文存》、《三代吉金文存》、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等均作了著錄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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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氏盤「失」而復得

現藏台灣故宮博物院的西周重器散氏盤，與毛公鼎一樣，均以其長篇銘文和精美的
書法著稱於世。散氏盤的銘文共19行，每行19字，其中除有幾個字已銹蝕不可辨認外，
實能認出者為357字。內容是一篇涉及西周中晚期諸侯國之間圍繞土地分配問題發生的一
場公案，十分有意思。
銘文上說，關中畿內的、散二國，邊界相連，人屢次侵犯散國的邊界，掠奪土地和
財物。散人向周王告狀，後來在周王的調解下，人不得已，同意以田園二區作為對散人
的賠償，並且發誓將田交付散人後，永不毀約，否則就照田價付罰金，並通知其他各國
與人斷絕交往。這場官司中還具體規定了這兩塊賠田的區域、疆界，並由兩國共同派官
吏勘定後交接。周王還派一個叫仲農的史正（官名）到場作證，仲農完成使命後，遂將
新界地圖交與人，並留下左券。在這種情況下，散人鑒於人平素的行為，仍是不放心，
怕他們毀約，於是就把這場官司的全過程及人的誓約鑄在銅盤上，作為永久的證據，以
防不測。
這場有趣的官司，不知事後人踐約了沒有，重要的是被後人看出了歷史的破綻——
—你周王室不是實行井田制嗎？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嗎？
那麼為什麼現在可以實行有條件的轉讓了呢？這說明西周晚期井田制度的動搖及其王室
權力的削弱，是整個社會制度開始動搖的重要信號。這就是今天看散氏盤的歷史價值所
在，十分難能可貴。
據後來的學者們考證，散氏盤為周厲王時物。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又進一步考證，
國疆界相當於現在陝西及武功一帶，散國的疆界相當於大散關、大散嶺以東陳倉一帶，
散氏盤的出土地點當在散國地界之內。
散氏盤於乾隆中葉出土，為江南一位收藏家購得，長期存放在揚州。著名學者阮元
考證後，將其定名為「散氏盤」，「散氏盤」遂名揚天下。當時的拓本價格已十分高昂，
官府中達官貴人及外國人一直垂涎不止。後來藏家又將其翻砂複製兩件，其中一件賣給
了日本人，真器仍在揚州。
嘉慶十五年（1810年）冬，當時的兩江總督阿毓寶從一個鹽商手裡購得此盤，作為
嘉慶皇帝50生辰的禮品，入貢紫禁城。散氏盤入駐皇宮之後，一直被閒置於深宮，歷經
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諸朝，因宮中貢品實在太多，又加上管理不善，後來竟
無人知道它的下落，以至於傳出此盤已毀於圓明園大火的說法，遂宣告「失蹤」。直到
1924年3月，遜清內務府為核查養心殿的陳設，才意外地發現了它！起初還以為是贗品，
後以舊拓本相對照，方知確屬真品無疑。溥儀知道此事後，立即令人拓出50份，分贈臣
屬。後來溥儀被趕出皇宮，此盤與其他文物一起歸故宮博物院珍藏；1949年解放前夕，
被國民黨政府攜往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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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軼事

清末兩江總督端方，是一位傳奇式人物。他的許多故事早被歷史的煙雲淹沒了，只
留下慈禧太后葬禮上的那一幕———他跑去東陵為慈禧送葬的隊伍拍照片，觸怒了監國
攝政王載灃，認為不合章法，遂落了個免職的下場。1911年四川保路風潮漸起，他在這
個多事之秋，被任命為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並由湖北率新軍一標前去鎮壓已經如
火如荼的保路風潮，在資州（今資中）被起義新軍所殺。
現在真正使人們想起他的，倒是他的收藏，他是本世紀初最負盛名的收藏家之一。
端方（1861—1911）滿族正白旗人，托忒克氏，字午橋，號齋。1882年壬午科舉人，
捐員外郎，遷郎中，歷官陝西按察使、布政使、護理陝西巡撫。1900年慈禧太后與光緒
皇帝逃到西安避庚子之亂時，他拱衛周圍，鞍前馬後，奔忙不迭，遂深得寵信，出入左
右，不久就升為湖北巡撫、湖廣總督、江蘇巡撫，繼而又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兼通
商事務大臣，成為權傾朝野的一員封疆大吏。
北京琉璃廠的老人們傳說他原先並不懂得收藏，在一次非正式的官僚們聚會的場合，
人們談論古董時他也湊熱鬧，被人譏為「你懂什麼！」奇恥大辱，不雪不足以為人生，
於是他發憤研究漢民族傳統文化，尤其在陝西任上，大肆收集古董，終於嗜古成癖，一
發而不可收，不數年，海內果真刮目相看。
端方聰穎，悟性極高，加上有權、有勢、有錢，又處在陝西，這個號稱「一厥頭下
去，準能刨出件文物來」的地方，天時地利佔盡，藏品很快蔚為大觀。他收藏的面很廣，
中國傳統士大夫收藏的各種門類，諸如青銅器、碑刻、古印、古磚、泉范，甚至井欄、
田券、墳券，只要有文字、飾紋、有考訂價值者，皆兼收並蓄。
《齋吉金錄》是他收藏青銅器的著錄，共計448器。其最負盛名的青銅藏品，是一組
於1901年從陝西鳳翔府出土的商代酒器，共19件（後來也有人考證，其並非全屬一組）。
這19件寶貝經考證確定為：父甲觶，父乙（有蓋），鼎卣（有蓋），青銅禁，妣巳觶，
祖癸角，銅勺（6柄，每柄近尺長，勺頭為橄欖形，柄上有精美圖案），妣巳觚，觶，子
執拂，鼎尊，鼎卣（有蓋，高2尺許，方底圓身，有提梁，紋飾極精），父巳尊和犧形爵
（有立柱，紋飾極精美）。其中最為稀罕的是那只足有三四尺長的長方形青銅禁。禁，
形制和作用極似一張長方形的茶几，古人在上面再置放其他各式青銅酒器。這套酒器中
的青銅禁出土，為有史以來首次發現之禁，舉世為之轟動，被端方捷足先登，收為己有，
著錄於其《齋吉金錄》首卷。出土地點為寶雞縣的三十里鬥雞台。鬥雞台這個地方，歷
朝歷代不知出土了多少文物，是華夏祖先曾經集中居住過的一方寶地。
可惜這組寶貝在端方死後流入美國，入藏紐約中央博物館，這是端方的好朋友、拜
把子兄弟、美國傳教士福開森干的「好事」。福開森在《齋舊藏古酒器考》中說：「19
11年秋革命軍起，端方死於四川，遺產皆在北京，其後人以貧故，不能守，稍稍貨其古
器物以自給。近年貧益甚，遂以此二十器（後又加入一件觶，計為20件），歸於我國紐
約中央博物館，此1924年春事也。端方所著《齋吉金錄》於器之形制、尺寸記之特詳，
而於其名物，未有詳確之記載，猶不免有遺憾……」在運往美國之前，福開森將這組器
件逐一摹拓打印，據器之大小而定紙之長短，一套15幅圖，輯成《齋舊藏古禁全器》，
鄭孝胥題籤，影印出版。於是國內大家能見到的，僅此影印紙本而已。後來有人傳出，
此套古禁器物，賣了20余萬美元，無論在當時或是當今，都不能不算一筆巨額。
端方藏石達643件之巨。年代自漢至元，範圍廣於全國各地，形式不僅有古碑、造像、
石經、墓誌銘，還有泉范、塔記、井欄、田券、造像記等等，並且逐一請人錄其碑文、
刻記，他本人親撰考釋文字，編為《齋藏石記》16冊。幫他從事這一工程的，是當時知
名學者況周頤、李明經和龔錫齡等人。「所錄碑文一點半畫悉依原字摹擬」，「良宵雅
坐，時亦商榷，是非稽合同異，凡二三月輒自為一跋令錄文後，或易舊稿，或出新制，
走人平授簡，喘汗相屬，蓋公政事之餘，勤勤著述概如此爾」，當事人龔錫齡如實道出
了當時的合作情景。
據其考證，古之著錄金石者，始於歐陽修，繼而有洪適，「爰及近代作者益眾矣，
然據原石者，僅志郡邑，限於方隅，私家收藏，則皆僅據通行拓本，人間習見，復出蓋
多，其以一人藏石，都錄成書者，實自公是編始」。於是端方被推為以私家藏石著錄碑
文的第一人。其所收之古碑、殘經，大都為前人所未見，未曾著錄者，其史料意義尤為
重大。當時端方曾感歎前人所著錄之古碑石刻，今已不為多見，而現時審視端方所集石
刻六七百件，今亦不知存者幾何，百年風雲，是可懼也。
端方自稱：「余少稽此業，自為京朝官，及杖節方州，蓋嘗物色求，自詭以實驗為
准，因此，金石之新出者，爭以購歸余。其舊者藏於世家右族，余亦次第羅。」可見其
意氣奮發，大有不可一日不言石之意味。
端方藏石中，有漢代按照日影來測定時間的測景日晷、延熹土圭，井欄如天監井、
湧金井，墓誌如皇甫粼、司馬景和，古碑如《曹真碑》、《郛休碑》……洋洋灑灑，如
山海巨觀。
還有《齋藏印》，集歷代古印1896方，大者盈寸，小者如豆，或篆或隸，陰陽交錯，
亦令人目不暇接。
端方尚有兩卷藏磚記，收入的皆為漢代罪人墓地的磚銘。端氏據此考證，墓誌銘在
漢代就有了，從而否定了那種認為墓誌起源於顏延之之說，批駁了顧亭林源於南朝之說。
他認為，漢代連罪人都有了墓誌，況無罪之人乎？
這批漢代罪人墓誌，均刻於磚上，如「漢蕭延死磚，章和二年」。端氏著錄了該磚
的高、寬、厚度，字體大小；又如「漢左章死磚，和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京兆長安左
章鉗口死在此下」，等等，共計117磚。每磚均附有考釋文字。端氏還從磚文的刻寫法，
論證了古文字的演變，可見其用功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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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鼎沉浮記

1951年10月9日，上海西區天平路40號一幢小院裡異常熱鬧。這兒原是著名收藏家張
叔馴的住宅，解放前張氏去美國了，上海市文管會最初就租用了這套房子（現在為文藝
醫院）。這一天對文管會來說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清末著名大收藏家潘祖蔭的後
代，向國家捐獻兩件西周時期的國之重器———大克鼎和大盂鼎。
捐獻者是一位典型的江南女子，薄薄的身板，秀氣的臉龐，一身潔淨略帶古意的裝
束。就是這薄薄的身板，將一個歷史使命擔在了肩頭———她18歲嫁到蘇州名門潘祖蔭
家族，幾十年間，孤兒寡母為了守住潘家百餘年來的收藏品，機智地闖過了亂世災年，
最後終於將這批國寶完好地交給國家！
她叫潘達於，原姓丁，家藏舊物都是潘家祖傳的，她在捐獻儀式上說：「我是代表
潘家捐獻的，所以改姓了潘。」她把家中所藏文物全部捐獻了，自己的丁氏之姓也隨之
消失了。
捐獻儀式由華東文化部文物處副處長唐主持，上海市文管會副主任、文物界一代宗
師徐森玉先生報告了潘氏捐獻經過。接著由華東文化部部長陳望道致表揚詞，並頒發了
中央文化部的褒獎狀，上面寫著：
達于先生家藏周代盂鼎、克鼎，為祖國歷史名器，六十年來迭經兵火，保存無恙，
今舉以捐獻政府，公諸人民，其愛護民族文化遺產及發揚新愛國主義之精神，至堪嘉尚，
特予褒揚，此狀。
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長沈雁冰
潘達於的同族堂弟潘景鄭（著名版本目錄學家、現為上海圖書館研究員）代表潘達
於在會上發言，表示將古鼎捐獻國家的心願。從此，潘達於的名字就與大克鼎、大盂鼎
聯在了一起。人們只要一提起這兩尊古鼎，甚至只要提起西周重器，就會想起她的名字。
這兩尊古鼎對於研究中國歷史太重要了，正如徐森玉先生所說：「這是研究中國古代史
和美術考古學的珍貴資料。它們在學術上的價值，堪與毛公鼎、散氏盤和虢季子白盤媲
美的……」
大克鼎，外形是立耳獸蹄，寬寬的口沿下飾以變形的獸面紋，獸面紋中間又飾以小
獸面，還有凸起的觚稜，顯得十分端莊、凝重。鼎的腹內壁上鑄有290字的長篇銘文，銘
文行間又有線條相隔，使得銘文十分整齊、華美，這在西周青銅器中是很罕見的。銘文
的內容是說，克的祖父名叫師華父，是周天子的重臣，輔佐王室，德厚功高。他有謙遜
的品質、寧靜的性格和美好的德性，幫助王室把國家管理得非常好。鑒於他的功績，明
智的周懿王就提拔他的孫子克為近臣，擔任了出傳王命、入達下情的重要職務，並且賜
給禮服、土地和奴隸。這些官職爵祿將世代襲承，單傳嫡長子。克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
得之於祖父的餘蔭，所以造了這隻大鼎，用來祭祀祖父師華父。這篇銘文反映了周天子
賞賜大臣的情況，是對當時的賞賜制度、土地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具體反映，所以歷來被
作為研究西周歷史的重要資料。
大克鼎是在1890年從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寺任村的一個窖藏點出土的，同時出土的還
有小克鼎七器，以及克鐘、克須和仲父等120余件青銅器。大克鼎被帶到北京、天津後，
被清廷工部尚書、蘇州人潘祖蔭重金購得，安置在北京的家中。時人曾記敘說：「文勤
公生平所藏之器以此為最，曾鐫印章曰：寶藏第一，求拓本者踵至，應接不暇，多以翻
本報之。」足見其對大克鼎的珍視。
關於大盂鼎，來歷就更複雜一些。鼎身為立耳、圓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
飾以饕餮紋帶，三足上飾以獸面紋，並飾以扉稜，下加兩道弦紋，使整個造型顯得雄偉
凝重，威儀萬端。
與大克鼎一樣，大盂鼎腹內亦有精美的長篇銘文。大意是說，周康王對貴族盂講述
了西周開國的經驗，追述了祖先文王、武王滅商而有天命的原因，是因為辦事和祭祀的
時候都不敢酗酒，始終恭教而認真；殷商之所以滅國，在於他們飲酒太多的緣故。所以
他自己願以文王為榜樣，同時告誡盂，也要以祖父南公為榜樣。周康王命令盂幫助他掌
管國家的軍政大事，賞賜給盂香酒、禮服、車馬、儀仗和1726個奴隸，並叮囑盂，要恭
敬效力，不違王命。銘文最後指出，盂製作這尊寶鼎，是用來祭祀他的祖父南公的。這
篇有趣的銘文，除了告知人們當時的朝廷的賞賜制度、世襲制度以外，還介紹了周初開
國的經驗，尤其是把商朝的滅亡歸為飲酒過度，這就對研究商代的社會情況提供了重要
的信息，非常難得。與此鼎同時出土的還有小盂鼎，可惜久已失傳，今人未能獲見。
大盂鼎為清道光初年（1821年），在陝西岐山縣禮村出土的。出土後，為當地豪紳
宋金鑒所有，後來又被岐山縣令周庚盛奪得。道光三十年（1850年），宋金鑒赴京趕考，
得點翰林，時值大盂鼎又從周家流出，在琉璃廠善價而沽，宋金鑒又出銀3000兩，把此
鼎再次買來，運回岐山。同治年間，宋家家道中落，其後代將鼎運到西安，以700兩銀子
轉讓他人，後來又歸鎮守西陲的一代名將左宗棠所有。數年後，左氏在湖北受人陷害，
清廷信以為真，要召左進京問罪，幸虧工部尚書潘祖蔭從旁說合疏救，才得倖免。左宗
棠深知潘氏的嗜古癖，遂以大盂鼎相贈，以示感激之情。於是，大盂鼎又有了二次進京
的機會。
潘祖蔭收藏青銅器的處所號稱「攀古樓」。「攀古樓」歷年所儲，除大克鼎、大盂
鼎之外，林林總總凡數百器，據潘氏《攀古樓彝器款識》記載，尚有著名的史頌鼎、呂
阜鐘四、郾侯鼎、夫捨鼎、季余鼎、至鼎、齊、伯矩彝、季保彝、父辛卣、祖乙卣、休
敦、季良父等等，可謂壯觀。抗戰之前，潘達於為留下藏器資料，曾請可靠的攝影師，
對全部家藏青銅器逐個拍照，共得380塊玻璃底片。從中可知，潘家在抗戰前青銅留存尚
有380器。
關於潘氏所藏的史頌鼎，亦是一尊具有相當歷史研究價值的、不可多得的寶鼎。鼎
的腹內有15行、115字的銘文，是記錄西周冊命制度最完善的文件之一，是周宣王時代的
叫頌的史官製作的。全文大意是：三年五月甲戌之晨，周王在邵宮的太室即位，受命者
頌在宰的引導下入門立於中廷，尹氏將周王的冊命書授予史虢生宣讀，內容是命令頌掌
管成周市廛20家，監管新造，積貯貨稅用於宮御，為此，又賜頌命服、馬具攸勤等。頌
拜叩受命，帶著有王命的簡冊退出中廷。最後，頌宣揚周王的冊命，並為先祖作此寶鼎，
表示自己將對先人行孝道，祈求康福、長命，永遠效忠於天子。這樣完整地記敘周天子
冊命儀禮的文件，在西周青銅器中是不多見的，歷史學家們認為，這對於研究西周時代
的冊封制度具有重要價值。
當初潘氏每得一器，就與同好者切磋研究，圖狀釋文，以傳後世。常與商榷者，有
萊陽周孟伯、南皮張之洞、福山王懿榮、吳縣吳大等，皆清廷末年有金石癖的一代大吏。
潘祖蔭於1890年去世，生前曾任工部尚書、大理寺卿、軍機大臣。身後無子，所遺
大批文物，就由其弟潘祖年赴京押運回鄉，存放在蘇州南石子街的舊宅中，僅青銅器就
堆放了滿滿一大房間，另有一大間專放古籍和字畫卷軸。潘祖蔭的藏書樓稱「滂喜齋」，
亦為江南一大書藏。
潘達於嫁到潘家是1923年，丈夫潘承鏡，本是乾隆年間宰相潘世恩第三個兒子的後
代，世稱「老三房」的後代，後來因為潘祖蔭無後，而潘祖年的兩個兒子過繼給祖蔭後
均早夭，剩下兩個女兒，大女兒嫁吳江同裡徐氏，二女兒潘靜淑嫁給著名畫家吳湖帆，
家中仍是無人繼承香火，於是就將「老三房」的後代潘承鏡過繼過來，成為潘祖蔭和潘
祖年兩家的孫子，兼祧兩家香火，而潘達於就是兩位大人的孫媳婦。
潘達於何其不幸，結婚剛剛三個月，丈夫就故世了，沒有留下子息。這在潘家氏族
中亦有一件怪事，好像潘祖蔭的命中就沒有後代，過繼過來一個死一個，都是未成年或
是沒有子息就亡故了。有人認為這是家中收藏的青銅器太多，陰氣太重所致。果然，潘
承鏡過繼給潘祖蔭、祖年當孫子，亦是白髮人送黑髮人一場。
孩子是可以過繼的，潘達於的姐姐丁燮柔和姐夫潘博山將女兒家華過繼給了她，在
此之前，還過繼了一個兒子家懋。可是收藏和保護潘家山海般的文物的責任，是無法過
繼的。結婚後第二年，祖父潘祖年也去世了，就剩下孤兒寡母過日子，上有老祖母，下
有一雙兒女，而中間扛大梁的正是瘦瘦小小的潘達於。
潘祖年去世後，外界都知道偌大的潘府中藏寶無數，盜賊就常來光臨。又有各種人
士前來打探，勸其出讓寶鼎。有個外國人願出600兩黃金再加一幢洋房作交換，而潘達於
堅不為動。她懂的道理很簡單，然而卻非常堅定，此鼎是幾百年、幾千年前世世代代傳
下來的國寶，不能出賣，只能保護好繼續傳下去。

石头我爱你

闽永春县王新柏

好资料呀，学习了